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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师 一九六零年初秋，我入了二小的学籍。此前，我在这里读了一年预备班。不过预备班的教室不在校区内，借用街上北门生产队一间堆放杂物稻秆的旧房上课，不发书，估计老师也不是正式的。 二小的教师，全是本县师范学校的毕业生。那时，大多数老师都很年轻，正当华年。有几位年纪稍长，是解放前的旧教员留任。我后来一直弄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解放前的公职人员呼为“伪”“旧”而加以歧视。教师同处一校，教书育人，目标相同，却分成新旧，殊不文明，也让人寒心。旧教师不一定就心系旧政权，新教师中则隐藏着监视他们的暗探。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我采访过一位老人，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也就读在县师范。他说，有一天晚上，他上街，听到空袭警报声，吓得乱跑，被公安派出所的民警抓住审问，弄清情况后放了他。第二天，派出所长又把他找去，作了各方面询问后，问他愿不愿协助公安机关工作。他回说愿意。所长便交代他注意师范学校里几个老师的动向，这几个人，都有历史问题。所长要求他每周六下午去派出所汇报情况。毕业后，他分配在本区中心小学任教，所长又交代他新任务，监视学校的校长和教导主任，每月进城汇报情况。我请他谈谈具体任务，他说，主要是注意对方的言论、行动、与谁交往。我问他，当业余侦探的几年中，侦查到多少情报，是否立功受奖？他闪烁其辞，说那几年，他活像一个偷偷摸摸的贼，老害怕让人捉住。 所以，我不敢保证第二小学的新老师中没有公安安排的眼线，但愿没有。 平心而论，那时二小的老师们都非常阳光。课余，他们会来操场跟高年级的学生抢蓝球，或者打个半场赛。也会到用断砖垒成用水泥抹面的乒乓球台撩几个球，与学生争执球属不属擦边。更多的时候，老师们喜欢唱歌，尤其是苏联歌曲。其时，中苏关系虽已交恶，苏联歌曲却还未禁唱。校园里，充斥着《卡秋莎》、《山楂树》、《三套车》和《共青团员之歌》。有一首歌，我至今不知歌名，开首是这么唱的：“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爱上了一个小姑娘。嘴里不敢说，总是心里想。”音乐老师就拉起手风琴来伴奏。受老师们的影响，我也喜欢唱歌，特别高兴上音乐课。音乐课每周有一节，是我最快乐的时光。老师把毛边纸抄好的歌曲用图钉钉在黑板上，自己先大声唱一遍，下面的同学立即评价出好听不好听。大体音乐老师选择的歌都很好听，旋律优美，歌词精练，易学易唱。有时候老师还会叫几个同学去办公楼搬来脚风琴，用琴声来校音和伴奏。教我们班音乐的邓老师，也教我们一门主课——算术。承邓老师美意，每次唱歌课必让我独唱一二回为同学作示范。他常赞曰：“你呀，算术有唱歌这么好，那就好了。”我对不起邓老师，我对算术那种枯燥烦琐的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因此他曾有两个学年让我补考，差点使我留级。但对我的歌喉及唱歌的悟性，他并没有因他的主课受我拖累而压制我，学校的大型歌咏活动，每次都推荐我参加。我曾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上过县剧院的舞台，夹在人群中高唱“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你看那，万紫千红百花开放……”我的音乐天赋的确被老师们激发，几年后，文革兴起，大量的语录歌、造反歌、颂歌，我无一不会。令人惋惜的是我那时已离开学校，去山上砍柴或去工地挑砖，而樵夫和泥工队伍里没有邓老师那样的伯乐，我的音乐才能遂被埋没。邓老师文革中下放去农村，有一次在城里偶尔见过他，身材瘦小的他依然戴副高度的近视眼镜，肩上挑一担谷箩，匆匆而行。此后，再未见着。 语文和算术（后改称数学），我偏爱语文，大约也是因为常受语文老师表扬，因而激发出学习的高度热情。每学期新课本发下来，我不待包好书皮，夜里必在煤油灯下，通宵达旦把新书看完。上语文课，教语文的陈老师往往点我起来回答问题，然后大声称赞一句“对”或“很好”。这令我越发勤奋，越发想答问，以炫耀自己的聪明。狂妄起来，甚至想夺过陈老师的教鞭，让他坐到我的位置上来听讲。陈老师自然也清楚他这个学生的份量，哪能轻易放下教鞭？那条小木棍，他不仅用来指黑板，也用来敲脑袋，我在思想开小差和躲着看课外书时，就遭到过他的当头棒喝。但陈老师也会满足我好为人师的嗜好，逢到节假日，他会把我叫去他的住房，交给我蘸水笔红墨水，让我按照他的样本批改全班同学的作业。我后来发现，原来那段时间他在谈恋爱，忙不过来。 我的语文成绩不错，但也有遭遇滑铁卢的时候。一次，老师布置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这篇作文，估计全国的小学生都做过。写“我的理想”，既检验写作水平，也能窥见志向抱负。全班同学，不管能不能实现，理想都极为远大，有的长大要当科学家，有的长大要当医学家，有的长大要当政治家，有的长大要当军事家，只有我鬼迷心窍，想标新立异，宣布长大要当南杂店营业员，干卖糖果糕点咸鱼海带的行当。这虽不算大错，理想境界却实在不高，充其量只是个小商小贩。之所以这么写，全因为那时物资粮食紧张，而我又从小嘴馋，要能当个南杂店店员---最好当个商店经理，起码可以暗享口福。陈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一句批语都未写，只打了三个鲜红的问号。他把我找去，问，这就是你的理想？我无言以对。陈老师说，那你可以不必读书了，以你现有的文化程度，看个秤，记个小帐足以胜任。受到揶揄的我垂头丧气地回到教室，有人怪叫，卖果子的来了。遭此一击后，我的作文重拾以前的文风，主体思想越发高、深、远。陈老师方回嗔转喜。长大后，我当南杂店店员的理想没有实现，却娶了南杂店店员的女儿为妻，我妻子顶其父职，也做了若干年南杂店店员。那些长大后想当科学家、医学家、政治家、军事家的同学，没有一人实现了愿望。可见理想与现实存在着无穷大的差距。从小立志是好事，我以为还是要面对现实，不断修正自己人生的目标。 陈老师是班主任，兼班上少年先锋中队的辅导员，中队每周开展一次队日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有时请老红军讲革命传统，有时请老贫农忆苦思甜，有时帮孤寡老人挑水扫地，有时为邻区农业社送垃圾，有时拉到山林里玩抓特务游戏。陈辅导员那时正积极向党组织靠拢，要求中队的队员们集思广益多想点子做好事，有人便提议，可以去光荣敬老院，为军烈属挠痒痒。这条建议没被陈辅导员采纳。 陈老师有事时，会请同年级一班的简老师来代课。简老师高个，肤白，口齿清楚，普通话标准。他是城里人，家就在离学校不到百米的建国街北段。简老师有个很受政府和群众崇敬的老爹，是全国劳模，人称“简劳模”，每天义务打扫卫生，督促居民爱护环境。城里有条从西山环玉陂引进来的溪水，过去流量很大，非常清澈。因沟渠年久失修，壅塞断流，简劳模率先垂范，带领大家清渠排污，疏浚壕塘，使清泉重流，方便了居民洗衣洗菜，传为佳话。简老师处处效法老爹，自我要求甚严，在师生中口碑很好。 一九六六年秋，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猛烈袭来时，我离开了二小。不久，二小的教师队伍发生了大变化，有人扯旗造了反，有人低头成了牛鬼蛇神。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大部分老师去了山区农村。改革开放后落实政策，一些人回了城，一些人改了行，一些人则把躯体留在了屈辱之地。 忘记了是几年级时读的一篇课文，是首诗，题目叫《夏天过去了》，我至今能背：“夏天过去了，可是我还十分想念。那些可爱的早晨和黄昏，就像一幅幅图画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想念我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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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2-16 22: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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