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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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理论中，唯一的一个和心理运动相类似的前提就是它认为人需要食物、住处等等，因此需要生产；所以依赖于许多客观因素的生产方式好象是首先出现的，它决定着人的其他活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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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已存在着的条件决定人及其思想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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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孟德斯鸠所说的“人们是由制度形成”的这种看法是一种旧的见解；马克思的新观点就是详细地分析了植根于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基础的生产力之上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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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经济条件，象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了对金钱和财产的欲望，这种欲望成为人的主要动因；其他的经济条件可能产生恰恰相反的欲望，如禁欲主义和对世俗财富的轻视，正象我们在许多东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所发现的那样[7]。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对金钱和财产的强烈欲望也象相反的强烈欲望一样，都是由许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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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古典的资本家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自己职能的罪恶，是‘节制’积累，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作是‘放弃’自己的享受欲。”（《资本论》第1卷，1975年版，第6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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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我曾试图在《论社会心理分析的方法和目的》的论文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此文载于《社会研究杂志》（德文版）第1卷，1932年，第28-54页。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或者“经济的”历史观，与那种把所谓的“物质的”或者“经济的”斗争当作人的最基本的推动力的观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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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确意味着人、现实的和完整的人、“现实地生活着的人”——不是由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是历史的主题，也是历史规律这一观念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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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想避免使用“唯物主义的”和“经济的”这些模棱两可的字眼，可以把马克思的历史观叫做人类学的历史观；它把对历史的理解建立在人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和行动者”这个事实的基础之上[9]*。

[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柏林，1932年版，第1卷，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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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我修改这篇手稿时，我偶然发现了L·克里格对马克思所作的一个卓越的解释，这个解释既具有渊博的知识又具有真正的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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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马克思对历史的运用》（载《政治科学季刊》第35卷，第3期）中写道：“在马克思看来，历史的共同内容是人们的活动——‘人既是自己历史的创造者，又是自己历史的行动者’——而且这种活动同等地扩展到各个领域：生产方式，社会的关系和范畴。”（第3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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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马克思的所谓“唯物主义”的特征，克里格写道：“使我们对马克思发生兴趣的东西是：他能够发现贯穿几个世纪以来的那种从本质上说是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历史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第362页）。〔着重点系弗洛姆所加〕。后面（第368页）写道：“马克思的哲学体系的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是他对经济利益的痛斥，认为它是对整个有道德的人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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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马克思的所谓“唯物主义”的特征，克里格写道：“使我们对马克思发生兴趣的东西是：他能够发现贯穿几个世纪以来的那种从本质上说是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历史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第362页）。〔着重点系弗洛姆所加〕。后面（第368页）写道：“马克思的哲学体系的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是他对经济利益的痛斥，认为它是对整个有道德的人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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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马克思的所谓“唯物主义”的特征，克里格写道：“使我们对马克思发生兴趣的东西是：他能够发现贯穿几个世纪以来的那种从本质上说是伦理学的基本理论，与此同时，他又发现了历史存在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第362页）。〔着重点系弗洛姆所加〕。后面（第368页）写道：“马克思的哲学体系的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是他对经济利益的痛斥，认为它是对整个有道德的人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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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马克思和十八、十九世纪的大多数作家之间巨大的差别之一就是：他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的本性的结果，也不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动机是人的普遍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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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马克思把想获得最高利润的欲望看作是人的最深刻的动机；当人们考虑一下马克思对人类的动力所作的某些非常直接的叙述时，这种观点之荒谬就更加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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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经久不变的或者“固定的”动力与“相对的”动力加以区分，前者“存在于一切环境之中，而且它们只是在形式和倾向方面可能被社会条件所改变”，后者“仅仅起源于某种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认为性欲和饥饿属于“固定的”动力，但是他从来没有想把获得最高经济利益的欲望看作是一种经久不变的动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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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把经久不变的或者“固定的”动力与“相对的”动力加以区分，前者“存在于一切环境之中，而且它们只是在形式和倾向方面可能被社会条件所改变”，后者“仅仅起源于某种社会组织形式”。马克思认为性欲和饥饿属于“固定的”动力，但是他从来没有想把获得最高经济利益的欲望看作是一种经久不变的动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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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参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5卷，第596页。


　　但是，要证明对于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流行观点完全是错误的，这几乎不需要从马克思的心理学观念中去取得什么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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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全部批判，恰恰就是因为资本主义把对金钱和物质利益的关心变成了人的主要动力，而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概念正是指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物质利益不再是占支配地位的。后面当我们详细地讨论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和自由的概念时，这将更加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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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象我们前面所强调指出的，马克思从创造自己历史的人出发：“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人们所遇到的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同时也就间接地生产着他们的物质生活本身。”[11]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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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要的是必须理解马克思的下述基本思想：人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是自己的创造者。正象多年以后他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12]人类在历史的过程中产生了自身。人类自我创造过程的基本因素在于它同自然的关系。人类在自己历史的初期是盲目地受制于或束缚于自然。在进化的过程中，人改变了他同自然的关系，因而也改变了他同自己的关系。

[12] 同上书，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9-410页注89。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人对自然的这种依赖关系谈过很多：“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历史发展的自然产物。”[13]

[13] 同上书，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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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段叙述中，马克思谈到了一个在他的理论中起重要作用的因素，这就是劳动。劳动是在人和自然之间一个起中介作用的因素；劳动是人用以调节它同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的一种努力。劳动是人类生命的表现，通过劳动改变了人同自然的关系，因此通过劳动人也改变着自己。下面我们将更多地论述马克思关于劳动的概念。

　　我引用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一个最完整的阐述，来结束这一节。1859年他写道：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现存，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