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之争的实质(百度观点，仅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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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它们双方的合作也还带有满足苏联和共产国际愿望的现实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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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们都必须要得到莫斯科的援助。只有两党结合在一起，它们才能变得生机勃勃和充满革命的气息，进而赢得莫斯科的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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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1936年的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够一举扑灭燃烧了将近十年的国共内战的战火，也并非只是由于蒋介石的一念之差。当时的国民党、共产党事实上都面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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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日本步步进逼，华北随时可能重蹈东北覆辙，南京政府退无可退，战争迫在眉睫，蒋介石从一年前，即华北事变发生之日起，就已经在秘密地寻求政治解决共产党问题的途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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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共产党战争失利，军事形势恶劣，临近华北前线，它也面临日本入侵的直接威胁，因此也早就表明了愿意和解的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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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没有能够及早地从秘密接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很大程度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双方的政策目标都还不是十分清晰，沟通上也颇多问题，蒋介石更顾虑妥协后苏联的作用，共产党则在很长时间里事实上只是以反蒋派作为统战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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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西安事变爆发，蒋清楚地看到十几万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存在着转向红军的严重危险，同时他也看清了苏联的态度，得到了周恩来拥蒋抗日、愿受指挥的亲口承诺，再加上有日本入侵威胁和国内社会各界对「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强烈渴望，因此，权衡利害得失，蒋介石这个时候下决心和共，共产党这个时候转而全面挺蒋，也是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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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国共两度妥协与合作的原因，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即使在长期对立的国共两党之间，意识形有时也并不能起多大的作用。双方之所以能够走到一起去，民族主义是基础，实力不足是条件，外部的压力和各自现实的利益需要是基本的动力。正是由于在中国政治的角力场上，双方都不具备决胜的把握，甚至面临严重的危机。民族主义的目标才不期然地成为它们现实政治利益需要与考量的重要内容，意识形态的目标则不得不被暂时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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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四十年代国共美苏关系变化为例

要深入了解历史上国共两党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量，而在事实上把民族主义置于优先地位的情况，四十年代国共美苏关系的变化是一个很生动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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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抗战期间国共关系渐趋紧张和恶化，是1939－1940年以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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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苏开始介入中国内部事务，包括直接或间接地介入国共斗争，也都是在四十年代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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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毛泽东当年的概括，这一段时间的基本态势是「国共反映美苏」，即国共两党这时的一举一动，都与美苏对华政策及其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密切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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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国民党的背后是美国，共产党的背后则是苏联。而当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也确实都强烈地指责对方受到了列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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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严厉批判「美蒋反动派」，断言国民党之所以坚持戡乱内战，是因为美国企图控制中国，而不惜大量向国民党提供军援和经援；国民党最著名的是在联合国搞了一个「控苏案」，蒋介石又写了一本〈苏俄在中国〉，坚持国民党不是败于共产党，而是败于中共背后苏联的阴谋。但事实上，四十年代国民党与美国的关系，和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恰恰处于相当矛盾和吊诡的境地，与当年双方的说法颇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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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共产党而言，从1940年秋天起，毛泽东就开始与莫斯科之间发生磨擦。所有这些政治上的磨擦，大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的利益冲突。只不过蒋介石把自己等同国家，毛泽东则是把中共的利益直接视同民族的利益。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毛两度拒绝莫斯科出兵牵制日军的要求，断言如果中共被打坍，不仅不利于中国革命，而且也不利于苏联，这件事再典型不过地反映出中共与苏联利益的不同。正是由于与莫斯科之间的这种分歧，毛泽东于1941年秋到1942年春开始发动了全党的整风运动，毫不留情地清除了党内「国际派」的影响力，此举更清楚地在展现出毛不受苏联控制的决心。史达林等人对毛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满，也因此而强烈地表现出来，在他们1942年以后对美国人的许多谈话当中，都可以看到对中共的批评。一个最典型的批评，就是指责中国共产党人不过是些「人造黄油式的共产主义者」。言外之意，莫斯科相信毛泽东领导的中共只是名义上的共产党罢了。

令人称奇的是，就在俄国人怀疑中共的共产党性质的几乎同时，与共产党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的美国人却在对延安发生好感。而他们发生好感的原因，又恰好印证了俄国人的猜疑。1941年皖南事变后罗斯福总统特使居里访华时，向蒋介石转达了美国最高当局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罗斯福说:在万里之外的美国人看来，中国的共产党其实不过是一些社会改革的推动者。与此同时，相当一批美国记者、外交官和派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人员在和共产党人接触，他们不断地向国内发回各种赞美中共的报导和报告，也明显地同情共产党人。他们确信，延安比重庆更值得美国人重视，特别是从战后美苏关系变动的前景看，真正能够有助于美国确保其在东亚地区利益的，可能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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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国民党方面来说，这个时候的情况其实也相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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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年代初期，美国虽然给了国民党极大的援助，但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情绪依旧表现得相当强烈。发生在国美军事合作热络期的史迪威事件，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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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并没有因为罗斯福及美国政府提供了大量的军经援助和在外交上大力提携，而容忍美国将军凌驾于自己之上。同样，美国政府也并不因为国民党更接近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就站在国民党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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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美国部分外交官和军事人员对共产党高度同情和赞赏的现象并没有直接影响到美国官方的对华政策，并且在赫尔利做了美国驻华大使之后很快有所改变，但美国对国民党的批评，事实上并没有因为双方意识形态较为接近，就有所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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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战后美苏冷战格局形成，意识形态的对抗开始成为左右美苏政策的基本政治考量，国民党也仍旧被排斥在美国战略盟友的大门以外。从马歇尔到艾奇逊，美国国务院的领导人宁愿在中国培植第三势力，宁愿眼睁睁地看着共产党一步步接近胜利，也不愿意下大力气拯救国民党。来自美国的援助，正是由于美国的这种态度而时断时续，完全达不到国民党方面的要求。蒋介石对美国政府的反感与不满，自然与日俱增。他之所以未能公开与美国人翻脸，仅仅是因为国民党处境的日趋恶劣，使他不能不在公开场合忍气吞声，委曲求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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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也好，蒋介石也好，他们所有政策的出发点，都离不开自身的利益，特别是在处理同苏美两国的关系上，民族主义的情感明显地占据支配的地位，意识形态的作用反在其次。这是因为，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在和美国人或苏联人打交道时，都无法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来掩盖由于民族差异而存在的利益分歧。同样，美国也好，苏联也好，它们所关心，根本上也是它们各自的利益。美国的外交官们当年之所以看中中共，一是美国军方出于对日本本土作战的需要，急于借助中共在沿海地区的根据地和军队，配合美军登陆作战；一是美国政府的决策部门高度关心战后美国同苏联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可能出现的力量抗衡，他们相信，如果中共倒向苏联，以国共力量发展的趋势，内战势不可免，结果不仅中国大陆可能会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就连整个东亚乃至东南亚都可能受到影响。而赫尔利后来之所以能够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发展趋向，同样是基于其现实利益的考量。因为首先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成功地实现了跳岛作战，美国军方已经不需要借助中国大陆来进攻日本本岛了。其次，欧洲战争即将结束，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已成定局，美国已经准备对苏联就两国战后在东亚地区的相互利益问题达成某种妥协，相反，美国更需要利用蒋介石的支持来安排战后世界的其他一些重大问题。战后美国之所以对国民党逐渐抱定了离弃的态度，其实也是由于它不能不把自己的战略重心放在欧洲，放在近东，结果它已经没有太多的力量可以用于中国大陆，不管共产党的背后有没有苏联的援助，根本上它的对华政策是以自己的利害得失为考量，而不是以所谓道德、信义和意识形态的亲疏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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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莫斯科同美国一样，它所关心的也是自身的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形成的大国政治格局，导致了著名的雅尔达协定。这个协定成为美苏制定各自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所谓苏联一开始就蓄意违反雅尔达协定以及中苏条约，秘密支持中共向国民党挑战的情况其实并不存在。恰恰相反，俄国人战后在远东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确保它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只要能够保证它在东北的权益，它并不在意美国把中国大陆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同它处理欧洲的问题一样，对于其势力范围以内的国家和地区，它毫不退让，强硬到底。对其势力范围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则拱手交出，毫不顾惜。正因为如此，对于东欧国家，它坚持要全面控制，没有共产党也要扶起一个共产党来，不许美英干涉。而对共产党势力本来较强的希腊、法国和意大利，反倒抱以相当温和的态度，听任英美等国为所欲为。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史达林在战后给毛泽东发的第一封电报，就是要毛泽东到重庆去和蒋介石谈和平，希望毛泽东也能同法国、意大利共产党人一样，交出武装，到资产阶级政府里面去当部长。因为他相信，中国不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毛泽东不应当制造麻烦，破坏美苏之间已经达成的妥协。在史达林的这种态度里面，我们同样看不出有多少意识形态的色彩。

重庆谈判期间，苏联的上述态度确曾一度发生过变化。但这同样是基于保护其在东北的特殊权益的考量。导致莫斯科产生这种严重担心的，是1945年9月美军在未与苏方通气的情况下，贸然派遣海军陆战队大举登陆华北，并公然协助国民党军队强行打通陆路交通，开入东北。美军登陆华北，对东北苏军造成极大刺激。为阻止国民党把美国的势力引入东北，苏方一度不顾中苏条约的相关规定，开始有意把共产党的军队引入东北。但随着蒋介石下令撤退东北行营，同时考虑到自己与美国在欧洲和近东的种种纠纷，苏联很快又回到了中苏条约的立场上来，把共产党的军队统统赶出重要城市和工业区，并逼使他们远离交通要道，重新开始与国民党进行交涉，试图通过经济合作的谈判，使国民党同意不让苏联以外的第三国染指东北。如果不是蒋介石坚持拒绝苏方的合作要求，很难想象苏联会违反中苏条约放手支持共产党在东北发展。正是由于国民党太过明显的亲美态度，终于促使苏联在东北问题上开始制造麻烦，共产党也因而得到了大批日军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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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如此，也并不表明莫斯科已经相信了毛泽东。双方在东北问题上的合作，与其说是意识形态一致性的产物，倒不如说是利益上相互需要的结果。一个很明显的情况是，随着1947年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狄托与苏联闹翻，苏联重又开始怀疑与狄托同样强势的毛泽东，公开认为毛泽东是「半个狄托」。此后，苏联在没有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的情况下，令其驻华武官和大使在南京积极活动，推动各国外交官在国共两党间斡旋和平；在毛泽东反复提出要求访问苏联的情况下，再三拖延甚至寻找各种藉口不让毛泽东成行；史达林相信中共中央内部有人会随时向西方透露机密消息，他派在毛泽东身边的私人代表不止一次地向莫斯科反映中共领导人中存在着亲美派……，凡此种种，在在表现出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结果是，一方面美国政府不愿意帮助拯救国民党的失败，另一方面是苏联也不热心推动共产党的胜利。具体到这个时期国民党的失败和共产党的胜利，外部因素的作用和影响究竟占多大的比例，实在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简要地讲述这段历史，只是要说明，意识形态其实并不能根本决定蒋介石和毛泽东对美苏的亲疏远近。蒋不满美国也好，后来仍不得不依靠美国也好；毛反感史达林也好，后来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也好，最主要的还是在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上权衡现实利益得失的结果。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和苏联也同样不纯然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或选择盟友的，它们的实用主义特点同样不亚于中国人。
四、几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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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简略的分析，我们应当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其一，不同的意识形态，是区别国共两党，并且是导致它们长期对立冲突的基本要件。但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冲突，通常是透过不同的政治利益及政权关系表现出来的。而意识形态从来不是构成一个政党或政权的现实政治利益的全部要素。换言之，不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当它们不得不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需要来考量和决定自己的政策，尤其是对外政策的时候，通常很难单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对于一个生长在特定民族土壤中的政党或政权来说，与意识形态作为一面规定政党或政权政治性质及其政治理想的旗帜相比较，它的民族主义基础对于它的生存与发展，明显地更为重要。

其二，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他们首先是民族主义者，然后才是其他什么主义者。换言之，蒋介石也好，毛泽东也好，他们民族主义的悲情意识，及其对外来干预和歧视的逆反心理，几乎是半殖民地中国给他们打下的毕生的烙印。实际上，他们相信某种意识形态，首先是因为他们相信那是实现其民族主义等诉求的最有效的手段和工具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其自身民族主义合法性的基础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们都可能不惜一切，包括与自己意识形态的对手进行妥协，来达到争取和保护民族利益的目的。虽然，就自身现实的政治利益着想，基于不同的政治地位，他们对这类情况所做出的反应往往差别很大。但这种差别更多的往往只是一个操之在谁的问题。

其三，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只能基于现实利益的需要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目标。但对现实利益及其政策调整目标的评估，通常是和政党或政权的实力评估成反比的。实力评估越强，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小，结果牵就政治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少；实力评估越差，对现实利益的担心就越强，牵就政治现实作出妥协的需要也就越大。与此相联系，实力评估越强，对意识形态的诉求就会越发升高，其争取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也就容易趋于激烈；实力评估越弱，对意识形态的追求就越会趋于节制，其民族主义情感也相对地比较容易保持理性。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政治角力场上的这种实力评估通常是以当政者的自我判断为主的，特别是遇到外来的或内部的压力过大时，这种判断就更容易发生偏差。

最后，民族主义这种情感，不仅饱受列强欺凌、积贫积弱的中国人有，战后不可一世的美国人和从来高唱国际主义的苏联人同样也有。在处理国与国关系的问题上，民族及国家的利益从来都是各国自己的问题。寄希望于外部的扶持与援助，强调意识形态的相同与接近，结果往往适得其反。毕竟，所谓外交实质上就是国家间的利益交换。而任何一种利益交换，又都必须基于等价的原则。因此，当美国或苏联感觉到自己的付出远远多于它所能得到的时候，它们就会变得斤斤计较。而当它们发现自己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更大的收益，设法免除这种无休止的麻烦与负担的想法，就会导致其很快改变自身政策的现实目标。因此，国共两党虽然长期以来背后都有美苏在起作用，但实际上最终还是要靠它们自己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