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诗人评点写论副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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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11-16 21:1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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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现在看来,日内瓦会议是个错误。我同范文同说过,日内瓦会议的错误害了你们。1954年越南把军队撤到北方,吴庭艳在南越杀了16万人。以后,1959年南越又开始搞起武装斗争,到现在已有7年。越南就吃了这个亏。我同越南同志谈过,他们认为还要保留,还有好处。
那个联合意见书就是在日内瓦会议回来后搞的吧?
康:1954年中、苏两党的联合意见书就是在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回来路过莫斯科时搞的。1951年斯大林还搞了对印度问题和印尼问题的意见书。
主席:以后对兄弟党的事情和外事工作要谨慎,不要瞎指挥。
康:小章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把我们党当作他们的上级党。
主席:那不好。上级是谁?就是王稼祥嘛。
康:还有李启新、连贯。(念小章的报告中关于中共是马共的上级党的一段)这个报告印出的时候,我们没有表示反对,这是很不对的。
主席:他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是在困难时期写的。
陈瑞(以下简称瑞):当时我们中央遇到困难,经济困难,打得很艰苦,所以派小章来中国请示,看路如何走才好。王稼祥要小章写这个报告。写了以后,王稼祥和李启新先后找小章和我谈,说你们很困难,是否要转变,结束战争,我们接受了这种意见。接着就来了一个联合意见书。
主席:我们那次谈话是在什么时候?是不是那次谈话以后小章就回去了?
瑞:那次谈话是在1956年1、2月。我是在1959年走的。在那次谈话中,主席介绍了中国大革命失败后的情况。我记得,当时主席说过,只要有勇气,困难就能克服,共产党人没有投降这两个字,如投降就永远抬不起头来。我回去向陈平同志传达了。
1950年连贯给我们一个意见,说我们搞武装斗争太冒进、太“左”,部队应该收缩,不要打到子弹都没有,要李英回去传达。1951年李启新又来问我们,马来亚革命走的什么道路,是走苏联的道路,还是走中国的道路。
主席: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
陈:我们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当。我们接受这种意见,自己应该负责任。
主席:这是历史经验,要从这里取得教训。过去你们碰到的是王稼祥、李启新、连贯、方方这些人,将来还会有这种人。遇到这种事情,要看一看,要抵制。他们无非是看不起你们,当时你们遇到困难,他们就要你们结束战争。过去有这种人,将来也还会有这种动摇的人。
(向陈瑞)你还没有讲完?
瑞:1954年他们还搞了一个对马共的联合意见书。
主席:那么大的胆子,这样重大的问题可以不用中央通过。我没有印象,不知道看过这个意见书没有?
康:从王稼祥给主席的信来看,主席没有看过。
主席:以后你们就吃了亏。那时还没有谈判吧?
瑞:还没有。当时要我们转。我们提出如何转法,因为根据我们的经验,过去我们的部队复员,一出去就被杀头。他们说,只要群众工作做好就行。但我不相信这个。后来,出现了和平谈判的局面,所以才有华玲会谈。
陈:出现了和平谈判,我们有弱点。
主席:那时英国人有需要,拉赫曼也想通过这次谈判捞取政治资本。
陈:如果不是英国授意,则至少是默认。英国人是推拉赫曼出来搞的。
主席:可以这样看。你们部队有多少人?
瑞:有550人。
主席:不怕少,只要有人。
我们过去也是这样。大革命失败后,我们的红军从30万减到3万,剩下十分之一。王明路线教育了我们。不吃亏,不犯“左”的和右的错误,就不会取得经验教训。不要把错误看作完全消极的东西,它也有积极一面,能起教育作用。
他们说什么不接近社会主义国家,小国、岛国、交通发达就不能搞武装斗争,这些是非马列主义的,束缚我们的思想。尽管你们犯过错误,把枪交给英国人,后来又搞起来,又遇到困难,剩下三百多人。但是,只要有种子存在就好。
你们可以把中国的经验教训当作材料来研究。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党受到很大的损失,只剩下一万多人,是不是党就垮了呢?并没有垮。后来又继续干,发展到30万人。“左”倾机会主义使党又遭到损失,又剩下3万人。日本进攻,又犯右倾机会主义。这个时候,刘少奇同志写了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那种情况下,他不谈要不要夺取政权,能不能夺取政权;如果要夺取政权,要用什么方法夺取政权,用武装斗争或其他办法。它没有解决问题,不过是吓唬人。他自己就不那么精通嘛!许多党员文化都很低、不识字,不能要求每一个党员都那么精通马列主义。拿起枪杆子打仗,还不是为了夺取政权。他就不提这样的问题。他说中国没有列宁、斯大林。中国不是有刘少奇吗?但又怎么样呢?
康: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中心就是三句话:(一)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二)劳动人民不是反对剥削,而是欢迎剥削;(三)资本家不是剥削有罪,而是剥削有功。
这种观点是考茨基的观点。考茨基在《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一书中说过:“俄国发生的革命,只能为充分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而且只有在资本主义得到高度发展以后,才有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十月革命以后,苏联走什么道路,联共党内外也有过很激烈的争论。苏汉诺夫、布哈林等人认为,俄国经济不发达,农业落后,不能搞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列宁驳斥了这种观点。列宁说,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来取得达到这种条件的前提呢?
主席:社会民主党提出,要革命但没有干部。就像邓子恢所说的,要搞合作化,但没有会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
康: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红卫兵,训练了干部。
主席:像我们过去的学校,小学6年、中学6年、大学5年,一共要念17年。读书是肯定要的,但17年太长了,干部要在斗争中训练。高尔基不过念了两年小学。我不相信一定要读大学,我就没有读过大学。我过去读孔子的书6年,念洋学校7年,共13年。有人看不起我,说我不行。
陈:李启新就对我们说过:你们马共中央没有一个大学生。
主席:我们中央就没有几个大学生。陆定一、张闻天是大学生,他们不行。以前学的历史是帝王将相。孔子、孟子就没有进过大学。当然,书不可不读,但读多了害人。我的几个孩子读了十几年书,越读越蠢。
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闻天,一个一个都坏了。瞿秋白向国民党自首。但党并没有消灭。总会有好人,总会有人搞武装斗争。这是一种国际现象。在第二国际时期,恩格斯死后,伯恩施坦、考茨基等把欧洲搞得乌烟瘴气。后来靠列宁。当时布尔什维克是少数,十月革命时只有8万党员。列宁、斯大林没有料到出了赫鲁晓夫。这不要紧,可以教育人民,把他们当反面教员。柯西金、勃列日涅夫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出了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康:他们也有个莱特,他是马共总书记,是个叛徒。
主席:哪一国人?英国人吗?
康:他是越南人。
陈:莱特是越南人。关于这个人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香港叛变;第二种说法是在越南被捕叛变,后来送去英国训练。1930年胡志明曾代表远东局到马来亚参加马共的成立大会。后来,英国派奸细混入马共,把马共的中央委员都抓光。在这种情况下,莱特跑到马来亚,混入党内,当了总书记。
主席:出了这样的人,你们党的中央委员差不多都被捕了,但你们党也没有垮,你们继续革命。当然你们受了不少灾难。
陈:当时被抓的中央委员主要是在城市。在军队和农村里的中央委员没有被抓。
主席:这是一条经验。你们谈完了吗?还没有答复他们吧?
康:我们有错误。我们有错误就承认。
主席:应该这样。有错误就应该承认。有错误不承认就没有人信任你。
陈:我们也犯了很多错误。
主席:1931年四中全会,苏联替我们党起草了一个决议,把王明、秦邦宪这些人扶起来。我们这些人就给打下去,把我们看成一丝一毫的马列主义也没有。我说有1%的马列主义也好嘛。他们回来以后,使根据地的党组织损失了90%以上。遵义会议后,我们对付蒋介石就比较有把握,但他们不相信我们能推翻蒋介石,看不起延安,因为上海、南京、北京等大城市都在帝国主义手里。所以我们也吃过亏,党的力量损失了90%以上。王明到现在还不承认错误。他在莫斯科写文章反对我们。他现在还是中央委员。下次代表大会,他恐怕选不上了。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党内总有左、中、右,那么干净就不大好。但很危险,可能红卫兵不同意。
陈:除非他们真正改正错误,否则,我们也不同意选他们。不能蒙混过关,根据苏共的经验教训,党内最怕的是两面派。
主席:现在许多人都喊万岁。我就不相信。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左派、右派都利用我这个旗帜,叫什么捍卫派。给了我许多衔头,说什么commander、helsman,“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什么“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我看这些都不要。
陈:至少要保留一个。
主席:以后有问题可以随时找我。我很欢迎。
陈:希望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打落水狗,不然就危险。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全世界人民,包括马来亚人民,对中国都寄以很大的希望。只要中国不变颜色,其他国家变颜色都没关系。苏联有二亿人口,中国有七亿人口。现在世界人民的觉悟程度同30年前大不相同。如果中国变颜色,世界革命就会有很大的倒退,我们的革命也要倒退好多年。
主席:实际上许多单位都变了,如广播电台、《人民日报》、中宣部。比较集中批评是在前年10月开始。这是世界人民的大事,中国人民的大事,马来亚人民的大事。
陈:我们没有想到问题如此严重。后来看到“三家村”的材料,他们很猖狂,公开骂中央。一定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支持。过去有传说:赫鲁晓夫下台后,马利诺夫斯基曾对中国党政代表团说,赫鲁晓夫下台了,你们的毛主席也应该下台。这就泄露天机。如果只有彭真一个人,就不敢那样猖狂,一定是有大红伞,有人指挥。
主席:怀疑对了。
陈:这是好事。这是关系到我们的大事。
主席:你们得帮一手。
陈:这个革命无论如何要搞深搞透。
主席:这很难说。这次深透,再过十年可能再出来。当然,应该避免。
康:他们是第一个兄弟党给我们贴大字报。他们想建立广播电台。
主席:应该帮助他们建立。
康:你们是同泰国的电台合用,还是要单独建立?
陈:单独建立好。对东南亚广播,要用多种语言。
康:陈平同志还提出我们过去承认马来亚独立的问题。还有南汉宸发表的声明中表示愿意承认李光耀的问题。
主席:匆匆忙忙干什么。你承认他,他不承认你。同外交部谈一谈,这样的事情应该事先同他们商量。
陈:我有第二个要求:请主席给我们开一个路条去外办、外交部、侨委、联络部看大字报。我们觉得,虽然是两个党,不要太森严。
主席:要讲国际主义,不要民族主义。
康:你们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对马共同志我们是开门的。
陈:第三个希望:我冒昧提出,希望主席以后检阅红卫兵最好是在城楼上,不要到群众中去。我们在电视里看到主席走到群众队伍中去,我们很担心。当然,在开头一两次这样做问题还不大。多了就危险。
主席:谢谢你们。是有点冒险。以后我注意点。
陈:对主席的安全,我们很担心,出了问题,事情就很大,关系到世界的革命。
主席:谢谢。就谈到这里吧。
来源:《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宋永毅编,国史出版社2018年7月
感谢 维萨里昂 收集、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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