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听闻抗战胜利，喜吟一首

古琴

陈寅恪听闻抗战胜利，喜吟一首



寒枪凝霜雪，焦土卧忠魂。十四年的硝烟里，残阳染透了断垣，冷月照遍了征尘；八年的抗战中，草鞋磨穿了山路，血痕浸红了衣襟。野火烧不尽春草，炮火摧不垮民心，千疮百孔的土地上，信念仿佛星斗长明。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一天红旗破云出、捷报传乡邻，古稀老妪激动地抚墙颤动，总角稚子兴奋地追逐鼓音。胜利的那一天，苦雨随着硝烟散，欢颜映得日月新。

陈寅恪听闻抗战胜利，吟了一首七律，先扬后抑，富有深意。

乙酉八月十一日起闻日本乞降喜赋
陈寅恪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

诗的大意是：
日寇投降文书昨夜送达，我清晨醒来才得知这个消息。真是何等幸运啊，今生竟能亲历这样时刻。当我得知喜讯时，就像杜甫当年听闻战乱平息一般，一边欢喜、一边落泪；又像贺知章晚年归乡时那样，内心万分欣喜，身体却已愈发憔悴。

国仇家恨已雪，也洗清了政权南迁的耻辱；只是家祭之时，仍然难忘北方故土尚未安定。回想曾经遭受的战乱之苦，忽然开始忧虑世事难料，心中便会涌起无限感慨；本来心怀喜悦地提笔作诗，可是写着写着，喜悦之情却又化作了深沉之悲。

乙酉年的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题目中“八月十一日起闻”，正对应着投降消息初传的历史瞬间，当时通讯尚不发达，胜利消息经报刊、广播逐步扩散，在民众中引发了从惊疑到狂喜的情感浪潮。

作为清华大学教授，陈寅恪在卢沟桥事变后被迫南渡，开启了长达八年的颠沛流离。他带着家人辗转数千里，目睹了山河破碎，亲历了物资匮乏，而支撑他坚强工作的正是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的信念，以及对民族复兴的期盼。

首联语言质朴，却蕴含着千钧之力。“夕到醒方知”，仿佛沉睡已久的民族，终于在曙光中惊醒。“何幸”二字，看似浅白，可是对于亲历国土沦丧、亲友离散的陈寅恪而言，能亲眼见证胜利，已是对苦难岁月的最大慰藉。

颔联化用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狂喜，又以自比贺知章，暗合其少小离家老大回的衰病归乡之态。前者写民族胜利带来的本能喜悦，后者写个人衰病与岁月蹉跎的无奈。

这种对比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知识分子的困境，他们与民族同呼吸，却又无法摆脱个体的局限。此时的陈寅恪，既有杜甫式的家国之喜，又有贺知章式的垂暮之悲，两种情感在诗句中碰撞，更显真实动人。

颈联将情感从个人推向家国，展现了深厚的历史意识。“南迁耻”直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的屈辱，而“国仇已雪”则宣告了民族尊严的重建。但诗人并未止步于欢庆，而是化用陆游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愿，揭示胜利背后的隐忧。

此时东北虽将回归，但战后时局未定，民生凋敝，真正的国家统一、民生安定尚未实现。这种清醒的认知，体现了作者超越一时一地的长远眼光，即便在胜利时刻，也未放弃对现实的批判与对未来的忧思。

尾联完成了从喜到悲的情感转换，“念往”是对战乱中千万同胞牺牲、文化典籍损毁的痛惜。陈寅恪曾目睹长沙文夕大火中古籍化为灰烬，亲历香港沦陷时的饥饿困顿，这些记忆都化作他的“无限感”。

“忧来”则指向战后的未知，国家能否真正实现民主富强？学术文化能否摆脱各种干预？学者余英时曾说，陈寅恪的悲情是传统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是在狂欢中保持清醒的理性光芒。当狂喜的潮水退去，留下的是对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

全诗以时间为线索，以情感为脉络，用典精准而自然。杜甫的狂喜、贺知章的衰病、陆游的遗愿，既丰富了诗歌的文化内涵，又将个人情感纳入历史传统中，使个体经验升华为民族记忆，也体现了作者不为一时之誉、不为一时之毁的崇高精神。

古琴

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
闻讯杜陵欢至泣，还家贺监病弥衰。
国仇已雪南迁耻，家祭难忘北定时。
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