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发表于 2017-11-11 22:18:45
|
显示全部楼层
（旧帖重发）
子虚乌有的“二五大唐律”
三羊根据元兢对沈约“蜂腰”的解释，发明了一种所谓“二五大唐律”----说唐近体诗律是五言诗句中二五两字不能同上同去同入----是荒谬可笑的。理由如下：
在确定格律诗格律的进程中，南朝的沈约老先生居功至伟。他最先说：“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尤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使可言文。”（沈约《宋书•谢灵运传》）
沈约这段话的要义有：
一、首次提出写文章（言文）也要遵守“律吕”（即声律标准）的概念；
二、律吕最重要的是“宫羽相变”“低昂互节”“前有浮声后须切响”---首次提出对立的两面，即后来的平仄二元化的概念；
三、其次是要讲究“五色相宣，八音协畅”，对四声的运用要尽善尽美。
根据这一原则，产生了“回忌八病之说”，最重要的是前四病。
1， 平头：两句五言诗句第一第二两字不同声；
2， 上尾：两句五言诗句句尾字不同声；
3， 蜂腰：一句五言诗句内第二第五两字不同声；
4， 鹤膝：一首五言诗中单数句的尾字不同声。
其中“蜂腰” 比较复杂。它不仅限制了对句内特殊位置的字音之间的关系，而且它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揭示了律句的对语法结构的要求：上二下三。即每句诗句由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两个词组组成：前面词组2个字，后面词组3个字。例如：“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而不是“富贵者/称贤”这种结构。这成为后来的唐近体诗格律的一项重要内容。
但由此却推导出“蜂腰”的规定。刘滔亦云：“为其同分句之末也。”刘（善经）氏说：“此一句中之上尾”。沈（约）氏曰：“五言之中，分为两句，上二下三。凡至句末，并须要杀。”到了初唐，元兢又说：“（闻君爱我甘，窃独自雕饰）君与甘非为病；独与饰是病。所以然者，如第二字与第五字同去上入，皆是病，平声非病也。”----于是有人说五言诗句中二五两字“不可同上同去同入”----并谓之唐近体诗诗律“二五交替大唐律”。其荒唐是很明显的：
1，如果说“平头”“上尾”“鹤膝”是关乎全篇的诗病，那么“蜂腰”只是关乎一句内的声病，显然其重要性是不对等的，即句内声律重要性应居于次席。
2，句内声律变化应该照沈约“前有浮声后有切响”总则来处理，这就是刘滔的：“又第二字与第四字同声，亦不能善。此虽世无的目，而甚于蜂腰。”可见二四字的声调变化是要比二五两字更重要的。
3，永明体中诞生的大量律句中有两种律句后来成为律诗标准律句：
轻香幸自通。披衿待蕙风。衔光似烛龙。---平平仄仄平
缓步遵莓渚，鸟去能传响，置酒高堂上。---仄仄平平仄
----等于说这两种句型很大可能是病句，若仅依靠三个仄声之区别，有些字词就不能用，未免舍本求末。事实上永明诗人并没有刻意避忌“蜂腰”。因为三个仄声中有2个同声的几率只有三分之一，所以顺其自然就有三分之二的几率不同声，刻意避忌蜂腰是没有必要的。
4，句尾字是韵脚，其平仄主要由全诗韵律决定，再限制该句中第二字的声调是没有意义的。比如：
《咏画屏风诗二十五首其二十三 》 庾信
今朝好风日。园苑足芳菲。竹动蝉争散。莲摇鱼暂飞。
面红新着酒。风晚细吹衣。跂石多时望。莲船始复归。
---八句中二五同声句四句（同平二，同仄二），占二分之一。若按二五不能同平同仄，会有这样大的比例的病句吗？
5，即使按照元兢之说，仅规定二五不同上去入为律，那么只能限制五律中2句（1/4）句型，且只有三分之一的几率会二五同仄声（1/3），所以该律法只对五律1/4 ×1/3=1/12的句子起限制作用，而11/12的绝大多数情况不起作用。这样无用的律法有何用？
可见，所谓“二五大唐律”，是荒谬无用的，也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有“句中平仄两两交替”才可以算律诗的声律，才是符合近体诗格律的。
|
|
[复制链接]
|小黑屋|手机版|大中华诗词网
( 湘ICP备17006309号-1 )
窥视卡
雷达卡
威望
贡献
金钱
楼主
显身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