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怎样理解诗可群可怨？（林金建）

金筑子

转载：怎样理解诗可群可怨？（林金建）

       人类告别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巨大的异化也随之发生，与文明和自然分裂同时发生的，即人类自身个体和群体的对立，正是以此为背景，诗性文化（之所以以诗性文化称之，是因为它们在原始形态上都是诗性，而与文明时代中以理性智慧为内涵的文化形式完全不同）自身孽生出两种功能，它们是孔子所谓的“诗可群与诗可怨”。如果说“兴”与“观”是初民面对自然世界的两种最基本的诗性文化功能，那么也可以说，“群”与“怨”则是他们面对文明世界而不得不建构的两种最重要的精神斗争工具，其主要意义在于区别“个体”与“群体”。在“群”与“怨”之间，存在的只是程度的不同。如果说，强调前者是为了从“正”的角度招呼那些“离群而去”的个体，那么在“诗可以怨”中则把个体与群体的矛盾充分揭示出来。
       简言之，在中国诗学的深层结构中，“群”与“怨”是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如果说，在前者充分显示的是个人与群体相结合的社会性要求，那么，在后者则充分表达了个体走向独立的自由需要。在中国诗性文化背景下，中国诗人进行过英勇悲壮的尝试，一方面以儒家诗学为代表，他们强调“诗言志”与“文以载道”，另一方面则以道家为诗学代表，他们提倡“诗缘情”与“吟咏性情”。尽管两者的矛盾与对立没法最终解决，但他们之间每一次的体用循环与历史分合，都为中国诗学走向更高的精神形态提供了动力。
       关于“群”与“怨”之体用循环，其源头可追溯至《诗经》的“以诗作礼”，如孟子《梁惠王上》引用的“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就源自《诗经.大雅.思齐》，其强调的基本精神即原始部落首领以身作则，在孟子则把它看作实施仁政的主体基础。而与先秦“诗可以群”同时出现的，即《诗经.小雅》中诸多的“心之忧矣”之语，司马迁甚至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在中国诗学中，“群”与“怨”的第一次融合带来的丰硕成果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以怨为体，以群为用”的《离骚》，二是“以诗释礼”的两汉经学阐释学理论。在前者，个体与群体的矛盾冲突已经到了白热化的激烈程度。而在后者，诗则成为一种最重要的“国之利器”。如果说，正是在屈原的“诗可以怨”之后，才可能出现有更深社会意义的两汉诗学，那也不妨说，也正是在《诗大序》奠定的群体关系基础上，才凤凰涅槃般地脱生出令人骨折心惊的汉魏风骨。继续往下，这种关系还具体表现在“晋宋诗风”与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上。正是出于对“梁陈间”“嘲风雪，弄花草”的极度不满，才使白居易等人提倡新乐府。
       群与怨，既是体又是用，同时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即体即用”原理。无论是对某个具体的诗人，抑或是相对于某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这个原理都是普遍适用与超稳定的。

       附板凳孤鹤：

       诗的起源是可“乐”，源于音乐号子 ，劳动是喊号子，感到轻松而愉悦。首先是可“群”，用于集体劳动。“乐”而抒“情”，“乐”而言“志”，“乐”至极则“忧”则“怨”则“恨”，于是诗开始广了。集体时易“乐”，独处时易“忧”“怨”。

行吟诗草

林金建和孤鹤简单地望文生义了，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
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
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仅说群，群于孔子及后世经学的释义都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