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散曲创作的语言问题之我见

聂笑民

              关于散曲创作的语言问题之我见

                                                聂笑民（网名：静水流深）

散曲是中国古代文学体裁之一。在元代兴盛，和唐诗宋词同为“一代之文学”。又称为“乐府”（非两汉乐府）或“今乐府”。由宋词俗化而来，是配合当时北方流行的音乐曲调撰写的合乐歌词，是当时一种雅俗共赏的“新体诗”。既然是一种“诗”，那么创作中其遣词用语和组词表达还是有别于市井快板书或街头顺口溜的。很久以来发现很多初学者把这一通俗文学中的部分“俚俗”（民间的通俗的）表现当成是可以粗俗爆野的顺口溜，甚至将粗俗作为散曲创作的主体特征和基调来追求，以为越粗越好，越俗越对。

笔者以为，散曲作为文学艺术作品而言，这样思维和定位都是不准确的，是极其片面的。元周德清在《中原音韵》第三部分《作词十法》中也表述了其曲学理论主张（“十法”为：知韵、造语、用事、用字、入声作平声、阴阳、务头、对偶、末句、定格）。其中“造语”就是要求作曲时注意遣词造句，务造“俊语”并以“语、意俱高为上”，“不可作俗语、蛮语、嗑语、市语”。“用字”则是说“作曲切不可用生硬字、太文字、太俗字”。中国著名词曲学家，戏曲理论家任中敏（1897~1991）也有言：“曲之为曲，遣辞既容语体，取材又极广袤，作者不慎，动易流于俗恶粗鄙一途。赖有前此二戒（指戒“枸肆语、打油语”），乃应知质朴放旷之中，仍以意趣为重，便避去许多邪魔恶道矣。”意即作曲虽然取材广泛，遣词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可以“质朴放旷”，但还必须考虑表达意趣为重，避免使用类似“枸肆语”（俗语、谑语、市语）、“打油化乞语”（街头行乞的顺口溜），而使其流于俗恶粗鄙之“邪魔恶道”。

散曲有许多源于当时“民间新声”，受民间俚歌的影响，无论哪种风格派别，其表现的语言风格上多有俗化，有些风格的俚俗俏辣特点比较明显，但总观下来，毕竟清丽豪放旷达的作品还是占大多数的，约为《全元散曲》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说并非散曲原本的主流和本质特征就都该是俗俏（俚俗、俏辣），并非只有俗俏风格才有曲味儿，才是正宗，才是本色。虽然后期散曲在语言风格上有较大变化，但俚语俗趣也不等于粗野，俏辣也不等于可以污言秽语。同时，虽然散曲可以口语化俚俗化表达，但对汉语组词表达的方式和习惯而言还是应有所要求的：俚俗不等于说话可以不通，俏辣不等于用词可以不当，不等于表达可以不合国人的语言习惯。杂剧也好散曲也罢，毕竟是文学艺术形式，其作品还是该追求文学性和艺术性的。文学艺术形式的多样性并不排斥对文学艺术的正确完美的表达方式的追求，否则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就都没有水平高低之分了。

这方面被誉为“曲状元”的所谓平民胥吏作家代表马致远的《秋思》大家都很熟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其表现通俗舒畅脍炙人口，但言辞看不出来有任何粗野与不当之处。再如早期俗俏派散人王和卿《咏大蝴蝶》：“弹破庄周梦，两翅驾东风，三百座名园，一采一个空。谁道风流种，唬杀寻芳的蜜蜂。轻轻飞动，把卖花人搧过桥东。”虽使用俗语口语但丝毫没有“野味儿”。那些书会才人或达官显宦之类的作品在组词用语上就更不必说了。作为学习者还当多读经典名作，学习和传承前人优秀作品的创作精髓为宜。宋 严羽所谓“论诗如论禅”，《沧浪诗话》开篇即言：“禅家者流，乘有小大，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学者须从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义，若小乘禅声闻辟支果，皆非正也。”初学者万不可被那些“小乘辟支果”（凑韵组词、不当遣词、俚妪骂街甚至污言秽语的不成熟作品）带偏了方向。前段时间给学会群里推荐一组不错的获奖散曲。这组作品清清爽爽构思，自自然然表达，脍炙人口，紧接地气，无需追野求俗，无需爆粗骂街，仍然不失为一组被大家认可的好作品。推荐到群里，意在让一些平时制造劣质作品与深受劣质作品影响者引以为鉴，尽力扭转和改变其不良文风。

近年来，各地乡村散曲社的兴起，让很大一部分乡村散曲爱好者有了学习和创作的园地。这是好事，但同时也表现出来整体语言文字表达不过关、基础薄弱的问题。这个不可怕，可怕的是很多人误入歧途，把这个弊端当成一种习惯，当成散曲应有的创作和表达方式，以讹传讹，这样就大错特错了。这方面相关社团，包括各类媒体平台的好的传承和导向作用也显的至关重要。一些语言表达较差的作品推出去，其不良的组词方式和表达习惯，本身给初学者就是一个不良的导向，很容易引初学者效仿。这也是笔者时常提倡相关媒体平台当严把质量关和提高准入门槛的一个重要意义所在。

          2020.2.26（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