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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红楼梦》中诗词水平的高下（三）
王建端（穿越梅嶺）
《红楼梦》中诗词歌赋曲无疑地是反映了那个时代官僚有闲阶层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将之近乎原貌地展示给读者，大观园中的几次结社，其实就是当时宗室文人和旗人子弟吟咏唱酬活动的一个写照，如作者友人敦诚的《四松堂集》中就有好些联句，参加作诗者都是他们圈子里的诗朋酒友，可见文人相聚联句之风，在清代的流行。这种风气一直延续晚清，《偶斋诗草》的作者宝廷就是这样的代表，不同的是，参与的成员由宗室文人和旗人子弟扩大为当时整个意趣相投的诗人圈子。无疑，在这样的氛围下创作出来的诗词，其内容是受到限制的，其思想也不乏颓废之处，而他们所标榜的生活又是脱离了人民大众的，贵族化的，正如吾友昌庆志教授所言“一句话，曹雪芹借黛玉之口言诗，崇尚的是贵族识度与情怀，对于中唐以后兴起的平民文化不屑一顾。”
当然，《红楼梦》中也有近乎俗的文化现象，那不过是为了人物塑造和情节的需要。就拿宝玉给袭人改名一事来说，可见其取向。袭人本名珍珠，宝玉嫌不好，取陆游诗句“化气袭人知骤暖”，改为袭人，因其姓花，可为妙到，而贾政不喜欢，说宝玉“不务正业，专在这浓词艳赋作功夫。”陆游在南宋诗坛是与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并称四大家的，在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贾政却不喜，目为“浓词艳赋”，一则轻蔑之态溢于言表，可窥其对于诗歌的取向；一则在贾政以为，诗这个东西，不是袭人这样底层下人所能亲近的，他们是没有权利雅的，这也印证了昌教授的话。
尽管作者也有借题发挥伤时骂世的诗句，如借薛宝钗的《咏蟹》“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以嘲讽那些营营之徒的欲壑难填，深刻而不留情面，连作者自己都觉得嘲讽太过，于是借众人之口说“这些小题目，原要寓大意才算大才，只是讽刺世人太毒了些。”这种有着强烈的愤世情绪的诗作，在全部诗作比重不是很多，不少都是描写吟风玩月的公子小姐们闲而雅致的日常，就其思想性来说，自然比之前代诗人们逊色许多。
也有描写失实的地方，比如史湘云《对菊》诗 “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这样的形象已经不是一位公侯小姐的形象了，古代男子读书的著冠，做官的戴帽，而那些怀才不遇、落拓不羁、行为乖张的人才“科头”的，科头就是光着头，闺阁女子本来就不戴帽子，何来 “科头”呢？而且，在古代礼教之下，一个公侯之家小姐“抱膝”坐在地下也会遭致非议的吧。
就《红楼梦》诗词高下之辩，我前面已经阐发了不少，在这里引述一些红学研究者和学者对此的评论。
陈永正先生说“就诗论诗，《红楼梦》中大多数诗词，内容狭隘，感情泛泛，风格卑下，语言浮靡。无论从思想性和艺术性哪方面来说，都是三流以下的劣作。
《红楼梦》中的诗，是作家为适应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而制作的，是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些作品出自大观园里一群十多岁的公子、小姐的“手笔”，从他们的生活经历、文化修养等方面来看，写出这样幼稚平庸的作品来，自然有情可原，毋庸深讥。然而，正如茅盾先生所指出的“从前中国有些作家都喜欢在书中插进些诗歌酒令等等，无非是卖弄他有几首好诗，几条好酒令，曹雪芹于此也未能免俗。”《红楼梦》中的诗，本身算不得好诗，配合全书也未见精彩。诗是容不得平庸的，如果单独作为一种艺术作品来说，是不成功的。
“三言”“二拍”中的诗是成功的，是因为它俗，我们不从纯诗的角度去评价它。《红楼梦》中的诗，是失败的，正因为它雅，作者是认认真真去创作它的，我们也得认认真真去评价它。最后，笔者郑重声明，《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小说，曹雪芹是一位伟大的小说家，说《红楼梦》中的诗是劣诗，绝无损于曹雪芹的伟大。”
叶嘉莹以为，如果说把《红楼梦》的诗词放在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这些诗人、词人中去衡量,它实在不能说是很好的作品。但这样的衡量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不是曹雪芹自己的诗词,而是曹雪芹的小说里面的诗词。但如果作为小说里面的诗词来看待,那我觉得这些诗词是了不起的。
一粟说《红楼梦》中的诗词好, 不在于其中的诗词境界、格调高不高, 而在于红楼梦中的诗词与人 物的身份、性格、思想、才力紧密相联系, 十分真实。
蔡义江认为《红楼梦》中的诗词曲赋最重要、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这些诗词曲赋完全从属于人物形象塑造和故事情节描述的需要, 高度个性化, 但就诗论诗,《红楼梦》中的很多诗词是十分拙劣的。
王学泰认为《红楼梦》中很多韵文带有很浓厚的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金陵十二钗曲》同情那些封建女统治者,因此使作品的社会意义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 也给读者带来不良影响。我们应该指 出, 我们高度评价《红楼梦》中的韵文是把它看成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反如果作为独立的文学作品, 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是很高的, 是不能和清代有较高成就的诗人的作品相比的。不仅这些诗词缺乏 深厚的思想内容, 而且许多诗词中存在着明显的错误乃至反动的观点。
朱筱棣说《红楼梦》诗词的艺术价值的真谛在于它们与小说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性格的塑造有着极密切的关系, 其一大妙处就在于它们与小说中人物的身份十分切合。将曹雪芹捧为可与李杜相比的诗家, 固然荒谬, 但仅仅就《红楼梦》中一两首诗的工拙, 论定 《红楼梦》诗非上品, 必然是一孔之见。
何朔认为：第一, 小说中的诗词不等同于曹雪芹本人的诗作, 更不能据此推断出曹雪芹本人是个“蹩脚的诗人”, 反而是从曹雪芹生时其亲友对曹雪芹诗的推荐看得出来曹雪芹本人的诗作应当是十分杰出的。第 二,《红楼梦》中的诗词大多数为塑造人物而作, 诗如其人, 各尽其妙。我们不能脱离小说和人物孤立地评论《红》诗。
唐遨不同意何朔之说, 认为, 第一,“就诗论诗`红诗' 算不得好诗, 配合全书也未见精彩, 在这两方面, 曹雪芹都是不很成功的”。第 二, 不能根据曹雪芹朋友对曹诗的推崇便得出曹诗一定杰出的结论。
综上诸家所论，虽然个人所处时代不同而认识也不尽相同，就曹雪芹作为一个伟大的作家来说，一致肯定，就小说中的诗词来说，各有意见。持平之论是作为小说中为人物量身定制的、不同于一般创作、与小说融为一体的诗歌，其成就与艺术性很高，如将其与小说隔离，单独拿出来，则乏善可陈，甚至是蹩脚的。
曹雪芹的诗歌创作留下了一个极为怪异的现象，一方面，他在小说中为人物创作了大量的诗词曲赋，并有近三万字有关于诗的鉴赏、创作的论述，差不多六千字直接论诗，后人当做为曹雪芹诗话；一方面他的诗歌作品又无一篇半章流传下来，仅见于他的朋友敦诚《四松堂集》一则记载中的“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被认为是曹雪芹作为诗人仅仅残存的两句诗。尽管有诸如敦诚、脂砚斋等的不啬赞词，对其诗才极力鼓吹而不遗余力，撇开作品，后人也是难窥其奥，因此，也就只能从小说中诗词来衡量他的诗才了，虽然是代人物所作，而毕竟是其亲为，由此而窥，亦不可谓之无中生有。缘乎此，我对叶嘉莹先生“但这样的衡量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不是曹雪芹自己的诗词,而是曹雪芹的小说里面的诗词”之说是颇有异见的，难道小说中的诗词不是曹雪芹所作？尽管有量身定制的因素，操刀者终归是曹雪芹而非他人。
敦诚就其所存两句诗，谓其诗“新奇可颂，曹平生为诗大类如此。”我们也不妨从敦诚的这句话推断曹雪芹的诗歌风格大致就是追求“新”和“奇”的了，而实际上，小说中的诗词却是另外一番面目。
曹雪芹的朋友以及后于他的粉丝们赞扬他具有出众的诗才，如敦敏、敦诚兄弟“诗才忆曹植”、“爱君诗笔有奇气，直逼昌谷披篱藩。”脂砚斋在第二回回前诗批道“只此一诗便妙极，此等才情，自是雪芹平生所长。”张宜泉“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诸联“想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独得。” 我所感诧异的是，集中了如此至高赞誉的曹雪芹诗歌，在当时虽不至于到了有井水处皆知曹诗的地步，起码在一定范围内是流传的，何至于竟然只留下一个残句？是不是连曹雪芹自己都觉得《红楼梦》中的诗歌绝非上乘，而他作为诗人的诗歌也比书中的诗歌好不到那里去，于是，有意不让这部分诗歌留传下来，将流布在外的作品全部收回销毁？只让小说流传，至于他的诗才如何？你可以说他好，有那么多赞誉在；你可以说他不好，因为没有作品为证，仅凭小说中的，那就难说，我们的研究者不是说了吗？那是代人物所作，不是他作为诗人的作品。我这样想，是不是厚诬古人了呢？
无需看曹雪芹同时代以及后世对他的评价，就《红楼梦》一书，已经肯定了曹雪芹的出众才华，但无可否认的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不一定天生就是一个无所不能，甚至连诗也是非常优秀的人，我们评论曹雪芹《红楼梦》诗歌的高下，并不是要否定他，而是通过对书中诗歌的分析，企图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他，正如陈永正先生所言“说《红楼梦》中的诗是劣诗，绝无损于曹雪芹的伟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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