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韵文史》导读/节选

山有乔松

    第四章“乐府诗之发展”，开宗明义云：“周秦之后，直接《三百篇》之系统者，为乐府诗。”据《汉书·礼乐志》：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可见乐府原是民间歌谣。乐府既有专司，而乐府诗之名，因之而起。最后云：“乐府诗产生于汉代，而极其致于南北朝。自后虽隋唐诸诗人，迭有仿作，然皆不复入乐，仅能跻于五七言诗之林矣。”第五章开头接上章云：“五七言诗出于汉代之歌谣，久乃脱离音乐，而为文人发抒情感之重要体制。”这一点很重要，说明中国古代文人最早以五七言诗作为抒发情感的重要载体。

    按：《中国韵文史》是龙榆生先生的著作，而《中国韵文史》导读则是蒋鸿瑛女士的论述，导读有个好处是把原著的要义给摘录出来从而引导读者的注意，龙榆生先生的这两章都涉及到了民间歌谣与文人体制之诗的分化情况，有兴趣者可自行百度《中国韵文史》。

   为什么要把诗和歌给分别清楚？因为这对于探究诗的历史源流、基本概念辨析和诗体的分类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所以蒋鸿瑛女士会在导读出特别提到龙先生的“五七言诗出于汉代之歌谣，久乃脱离音乐，而为文人发抒情感之重要体制。”这一点很重要之语。

   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虽然蒋鸿瑛女士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并从这一点上说明中国古代文人最早以五七言诗作为抒发情感的重要载体，说其重要是汉魏以后文人主要以五七言载体作诗，但说重要却不能误解成唯一，因为不存在这样的逻辑，事实上汉魏以前的正体是四言体的，在诗经中后人也认为风雅颂之风多为民间歌谣而雅颂则是文人手笔，据此可见，文人诗与歌谣的分别早在孔子删诗时便已有了原始的分野，由四言到五七言不过是体制之变而已；详情请参见《中国韵文史》第一章：‘雅颂为多出于士大夫之手，所有长篇巨制，与里巷歌谣，形式上截然殊致’。

山有乔松

厘清了诗与歌之别就比较容易理解在诗体的自觉分类上为什么白居易把诗体大致分为古调、乐府、格诗、律诗四大类及考察其四大类之别了，简言之，所谓古调应是仿学汉魏文人诗体制之诗，乐府又分古乐府和新乐府，古乐府应是仿学歌谣之体制，新乐府则应是格律词了，格诗是介于古调跟律诗之间的齐梁格，律诗则应是沈宋之体制了，当然，如何理解是一回事，考证又是另一回事，因白氏文集或长庆集作品数量巨大，考证就先从略了。
这是题外话了

山有乔松

题外话2
诗体的分类也是讲究方式方法的，或以时分以地分以人分以流派分就先从略了，仅就以体制分而言，如果连诗与歌、广义与狭义都拎不清的话自然可能会是诗也是歌、歌也是诗一通乱扯，也可能会诗体不分就只古风格律两体乱扯，如此乱扯怎么能弄懂为什么白居易把诗体大致分为古调、乐府、格诗、律诗四大类呢？
大类之下分小类，正体之下有别体有变体，格诗之下有齐梁格、孤雁格、进退格、辘轳格等等，乐府之下又有古乐府、新乐府之别，古风之下又分古调、乐府、格诗等，律诗之下又分两韵律绝、三韵小律、四韵律诗、长律等，乐府除分古新之外又分歌、谣、歌行、曲、引等，这是一般的分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