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诗歌中风的传统（文/李梦痴）

羽佳蒙汜

  上周咱们简单说了一下汉代古风的兴起，大致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是汉代乐府的影响，一方面是汉代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乐府的影响，主要是艺术形式上的，政治格局的影响，主要是艺术心理上的。
   为此我们还援引了梦也无声对古诗十九首的解读，以求对汉代古风有个更切近更直观的认识。
今天，我们主要说说汉代之后的古风之发展，也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建安文学。
   建安文学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建安文学群体人数不多，寥寥十余人，但他们共同的志趣风尚，互补的个性风格，构成了一个丰满活泼鲜明刚健的艺术流派，这个流派，后来成为中国诗学中的一个尺度，就像北斗之柄一样，规范着后世诗学的审美趣味。
   建安文学之所以意义深远，是因为它几乎可以算是形式主义文学的死敌，每当形式主义滥觞的时候，建安传统就式微，每当人们对形式主义的沉溺特别不耐烦的时候，就会呼唤建安传统，就会无意甚而至于有意地回归到建安的文学理路上来。
建安文学，因此成了文学精神的定海针。而这定海针的本色，我们名之为风骨。李白有诗蓬莱文章建安骨，这建安骨，说的就是建安文学中，风骨的品相。
   风骨，在我们今天，算是一个很平常的词，但在建安之前，风和骨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
   风之低回鼓荡，和骨之峻拔挺出，是颇难整合到一起的。因此国风之中，其实没有骨，国风之中，多的是致和味，算是风致和风味。汉代古风中也没有骨，汉代古风多的是格，算是风格，我们今天所谓气格高古，这名之为古的格，就是汉代古风的品质。
   这个格，有一种从容不迫的味道在里面。它比国风的致和味更深，但比建安的骨要冲和恬淡。关于这一点，言语是难以道断的，只能深切体味古诗十九首，才能见出这种格的规模和分量，我一向以为，古风养格，指的就是汉代的古风。真心的个人体会，不深读汉代古风，实在无以了解诗之格，究竟是什么意思。因此我每次给学诗人提建议，都是让他从熟诵汉魏古风起步，这起步，主要是先了解格和骨的深意。惟有了解了格与骨的深意，接下来才能谈诗的解读与习作，这是我对学诗的一点“个人偏见”吧。至少在当今的诗坛风尚中，这算是偏见。
   不想扯远，我们还是回到风骨上来吧。建安诗人，究竟是怎么把盈虚的风和峭拔的骨结合在一起的呢？我以为，将风形之于骨的，就是这个气。风本就是生动的气。气和的时候，就有致有味，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中和之征，是为国风；气厚积薄发的时候，就有了格，质而不野婉转附物，婉丽之征，是为汉代古风；而当此气刚健勃发，沉郁激扬的时候，就有了骨，怊怅述情慷慨任气，清峻之征，这就是建安风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脉络，就是气在诗词中不断被强化，强化到一定程度，就形成了骨力，骨力也就衍生了个性。事实上，正是从建安之后，中国诗歌，真正走进了作者时代，而不再是无名氏雄霸诗坛的局面。这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文学自觉的时代。到了建安时代，文学才有了自己的目的，诗才有了自己的“专属艺术区”，诗人才成了一个确定不移的身份，这算是诗歌真正进入个性创作的时代。而风骨，就是个性的凭恃。
说到这里，我们可能会想到屈原，屈原才是诗歌史上第一个署名的诗人。那么为什么中国诗歌史的作者时代，不能从屈原算起呢？屈原的骚体和建安的古风，有怎样的差别呢？
这个话题太长，我们只能择要概述一下。
屈原才情大，达到神变的地步，屈原诗中的气，是浑通圆熟的，无所谓致味格骨，他能把一口气翻云覆雨，涵天廓地，这个慢说是建安的诗人，就是后世所有的诗人算在一起，也没有一个能达到的。所以屈原的气，无形无相，无拘无碍，就像龙一样，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纵见其首，不见其尾。龙虽然有骨，但龙的骨有别于其他的骨，龙的骨是几近无形的，这就是神变，屈原的气，就达到了神变的地步。
建安诗人没有这样的才情，如果用龙来比喻屈原，那么建安诗人的气只能算是虎，虽然虎虎生威，但有迹有形，有章有法。龙的神变学不来，有时候甚至也见不出，虎的神威一目了然，有时候也能学几步。屈原的气，算是此气只应天上有，而建安的气，倒真是人间风骨屡曾闻。龙变自然空前，也几乎绝后，因此不能算作一个时代风尚的开端。而虎变则不然，虽然当年颇似寻常人，但毕竟大贤虎变人能测，因此其号召力和感染力，适足以开创一个时代风尚。这大约就是建安之与屈原的区别吧。

关于风骨，我们就先说这么多。下面我们就再简单说说，建安风骨是在怎样的基础和环境中产生的。和分析汉代古风时一样，我们大致也从两个方面来说说建安风骨产生的基础和根源。一个方面就是文艺形式的传统，一个方面就是文艺心理的依据。

我们先说说文艺形式的传统。
建安古风，是紧接在汉代古风后面的。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古诗十九首，就是出自曹植等建安诗人之手。
关于这一点，前人已经多所辨析，还举了一些颇令人信服的例子，比如古诗十九首中的洛阳，是董卓之乱前的盛况，和建安诗人笔下的洛阳衰败气象迥异，因此古诗十九首，不大可能是建安诗人的匿名作。诸如此类辨析不一而足。
其实用不着死抠这些所谓证据，仅从心理上分析，也不难看出，古诗十九首的气质，和建安诗人的气质迥异，一个建安诗人，或者还可以臆想出董卓之前洛阳的盛况，但一个建安诗人，是没法跳出自己时代的局限性，去杜撰另一种心理情境的。这一点，其实比洛阳盛况这样的史料更有说服力，遗憾的是，学术讲的是“证据”，心理现象是个模糊概念，而风格，更不能算作学术上的证据。所以，这种区分也就只能留作诗家自己的领悟，实在不足以为诗外人道了。
对一个学者来说，诗的气质是个外行的概念，是缺乏学术修养的呓语，但对诗家而言，气质却是当行话，是一个读诗的人所必须认清的东西。若分不清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的气质异同，实在不足以论诗，遗憾的是，历代论诗的人，直到叶嘉莹之前，都不曾从这个方向上做过发明，这也算是学术面对诗的时候的一个短板吧。
关于学术和诗的这种不偕，我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很好的说明。我认识一个唐代文学的专家，东北唐代学会的副理事长，杜诗专家，是国内第一个站出来质疑郭沫若《李白与杜甫》的学术精英。算是业内杜诗领域少壮派的顶尖人物。一次席间，大家畅所欲言，此公兴酣，自道心得：其实律诗没那么简单，不是七言八句就是律诗。席间此公众弟子辈啧啧称是。
这就是学术和诗的分水岭。此公对杜诗的辨析和梳理，有很多创见，但此公对诗的理解，如此业余。我接触过很多专门搞诗歌学术的人，其中真称得上懂诗的，少得可怜，能写得差强人意的，更是凤毛麟角。现在一些办诗词班的人，扯来很多专家学者站台，好像一个唐代文学的专家，就一定是一个诗词方面的高手，这其实是钻了大部分诗友不了解学术状况的空子，中国的学术培训，早已从旧学中剥离出来，成为苏联教育体制的流水线，很多专家，对诗的理解，其实低级得很。他们可能对杜甫的生平了如指掌，但对杜诗的情志，却不甚了了。他们可能知道杜甫为什么不做西河尉，但他们却很难理解杜甫为什么不在其位专议其政，丧家之犬一般却满溢着大雅的情怀。如果他们理解不了这个，他们怎么来理解杜甫诗圣这个名号呢？这就是学术的短板，也算是诗的专利。
所以，学诗，不宜迷信这些头衔，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和声望都与诗无关，诗就是我手写我心，我心鉴人心，别扯什么专家学者，别扯什么领导干部，也别扯什么前辈导师，诗就是诗，诗家自有诗家的法度传承，你皈依这个传承，你就得诗，你背弃这个传统，你就违诗，就这么简单。诗就是要直接和诗对话，用不着掺进去各种名衔势利。这就是诗的魅力，也是诗的尊严。诗让每个人都昂起头，独立自主地面对自己，面对世界。这也是我早年游学长江以北，遍访学术名贤，从诗的角度得来的一点心得吧？
诗里面没有专家，只有情志和诗。这种独立自主的人文立场，就是唐风书院一心要践履的诗教道路，也就是我们努力要与大家分享的，关于诗的历史奥义与现世情怀。
不说闲话了，再次回到正题上来。
建安风骨，是从汉代古风发展而来的，两者都有一个共同的艺术土壤，那就是汉代的乐府。
汉代乐府，基本都是叙事的。陌上桑、羽林郎等等，莫不如此，当然还有著名的孔雀东南飞，那算是中国长篇叙事诗的扛鼎之作。
汉代乐府这种叙事风气，后来越来越淡了，终于在文人的参与中，走上了抒情的道路。
汉代古风，虽然也有叙事的成分，但已经基本上是抒情的规制了。古诗十九首，算是抒情的压卷之作。所谓婉转附物，就是托物言情的表征。
建安诗人，在古诗十九首的抒情基础上，又添上了浓浓的一笔，以伸张志气。前人所谓忉怅述情，就是指建安诗人的抒情品性，而慷慨任气，指的就是建安诗人的言志。
今天我们回头来看古诗十九首和建安诗人的作品，不难发现，古诗十九首虽然也言志，但言志时，也是以抒情为出发点的，比如何不策高足立登要路津，貌似是志，但其实还是在抒郁结之情。反观建安诗人，情志的偕和势均，互为轻重的品相，都已经是汉代古风所不具备的了。有时候虽然是抒情，但却以言志为指归，比如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便是抒情，却落在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的志向上，有时候虽然是言志，但却以抒情为依托，比如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是赤裸裸地言志，但却是以仓促骨肉情能不怀苦辛的深情为滋养。
建安诗人就是这样偕和心境，情志并举，开创了新诗风，终于定型了中国抒情诗的传统。
它从形式上继承了五言乐府，从情志上发扬了国风和雅的传统，还借鉴了屈赋的词采风貌，算是此前诗歌传统的集大成式的总结和发展。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建安之后，一些人开始自觉地成为诗人，诗，最终以独特的姿态，走上了文学艺术的塔顶。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文艺心理的依据。
上周我们回顾了汉代以来，外戚皇权和宦官势力消长的脉络，最后得出一个推论，就是外戚的越来越市井化，与宦官最终把持大权，接二连三地打穿了士人的心理底线，幻灭感和末世心态萦绕在士人的良心之上，汉代古风的哀婉风致与苍凉格调，就是这种末世心态和幻灭感的诗意再现。
我们还说到，士子曾以清议振作风气，从舆论上到政治上，努力排斥宦官，最后招致党锢之祸。党锢，对士林风气的摧折，也是无法估量的。
最初的清议结党，是为了抵制宦官专政，捍卫士林尊严。一些人首先站出来，臧否人物，振风励节，这固然在当时有积极的一面，旦它其实也有消极的一面，这消极的一面比起当时暂时的积极作用来，有着更深远的影响。那就是阀阅门第朋党势力的养成。
门阀问题，在东汉，是另一个政治死结。东汉刘秀，就是依靠南阳望族势力起家的，因此东汉一代，大家族的势力一直与皇权并行不悖，虽然在外戚宦官之争中，大家族几度被边缘化，但在舆情上，望族的势力从来是不可低估的。史称袁绍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虽然既非外戚，也不是宦官，但那声望和影响力，也不是凭空画出来的。曹操虽然首倡讨伐董卓，但还要借助袁绍的威望，才能召集诸侯，正可见东汉望族政治的深远影响。
东汉消亡，外戚宦官双双退场，但望族只是受到些许挫折，却没有退场，相反，在稍受挫折之后卷土重来，又几乎雄霸中国政治舆情数百年。甚至一度，成为左右政治走向的现实力量，这也算是中国中古史中的一大奇观。
这种政治环境，这种文化垄断，对人情人心人性的压抑，也是很深重的。一些有才华有思想有能力的人，就因为不在这个阀阅的圈子里，就被文化和权力排出在外，成为边缘人，这种不平对士人心理产生的深刻影响，也是不容轻忽的。王充的论衡，就是在这种压抑中焕发出的才智和热情。
这种情况，或多或少遗留到现在，相信大家环顾四周，都能有所体察。这也算是封建余毒最难清算的那一部分吧。
但这个大闷罐，在建安年间曾一度被打破。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望族受到的些许挫折。
人们把这个事情归功于曹操，认为曹操任人唯贤，敢于打破门第族望观念，算是锐意进取的革命型人物。
但我倒觉得，曹操的任人唯贤只是一个结果，说到真正打破门阀族望势力的，其实应该是董卓。董卓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族望和普通百姓一同屠杀，用残暴的方式，强制了族望和寒庶之间的平等。世道乱了，不仅寒门命如鸡犬，其实豪门望族，命也不比鸡犬更珍贵。就是这样一种建安乱局，用惨烈的代价，暂时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如果说太平犬和太平人身份霄壤，那么乱世人和乱世犬其实并无二致。曹操只不过顺应了这样一种形势，提出了崭新的用人观，不仅感召了寒庶出身的人，也得到望族中有识之士的谅解，于是郭嘉程昱荀彧荀攸众贤才能群策群力，陈琳王粲刘祯徐干等人才能济济一堂。
一群建安才俊，打破出身族望的界限，团结道曹魏政权的核心，虽然这种平等只是暂时的，但在这暂时期间，人心得到空前的解放，情志得到空前的宣发，建安风骨就是在这样一种“一切皆有可能的”的人文氛围中陶铸出来的，并且，这种人文氛围，还伴随一派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疮痍，因此，在一切皆有可能的自我彰显中，又加入悲怆苍凉的韵味，建安诗人建功立业的豪情与悲天悯人的深致，也就呼之欲出了。
而建功立业的豪情和悲天悯人的深致，正是建安风骨的根底所在。
今天我们就大略说说建安风骨所由出的根源，时间关系，只能简述。
明天我们就具体说说建安诗人的诗风到底是怎样忉怅述情慷慨任气的。

阳天

欣赏，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