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试帖诗的功用

草门隹人

                       

                                   蔺德生

        过去的读书人大都为仕途而耽读过坊间所刻墨卷以及名人的评点，《四库全书》的集部也收有《馆阁试帖诗》之类的诗集，足见其当时的重视程度。但从另一方面看，一些人由于只把它当作“敲门砖”，又很鄙薄试帖诗，清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凡例》中就说：“试帖一体，特便于场屋，大手笔多不屑为，昌黎所谓类于俳优者词也。”王世贞也在《艺苑卮言》卷四中说：“人谓唐以诗取士，故诗独工，非也。凡省试诗，类鲜佳者。如钱起《湘灵》之诗，亿不得一；李肱《霓裳》之制，万不得一。”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有的人甚至把试贴诗视为我国古代诗歌中的糟粕，清光绪二十七(1901)年，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试帖诗自然也就成为历史的陈迹了。
　　试帖诗是科举时代的产物，在一些人看来，既然科举制度都废除了，在这个制度下产生的文体，当然就百无一用了。事实果真如此吗？其实应该抱着一种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时至今日，对许多人来说，昔日刊刻的试贴诗文集，不用说拿来阅读，就是真的想欣赏一番，已经是无缘谋面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次又一次的浩劫，能够幸免于难的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对待这些残存的文化遗产？真真切切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是不容分说地一概废弃，还是采取科学的态度去伪存真、去粗取精，为我所用？应该说凡是有一点文化良知的人都会作出明智的选择。也就是说，首先应该有一种“尊重”的态度，敬惜字纸，理智的分析试贴诗这种在科举制度下产生的文体，曾发挥的社会功用和眼下留存于世的独特价值。
　　（一）试贴诗在历史上曾发挥过的社会功用
　　1、以诗取士的兴盛，对于封建社会的选拔人才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唐宋科举考试都曾将诗作为考试内容，但元明两代科举考试命题已经不用。顺治十五年（1736）复试江南乡试时采用诗题。乾隆元年（1736）、二年，举行博学鸿词考试时，也有诗题，但尚未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乾隆二十二年会试，令将第二场表文易为诗题。并从本年会试正式起用诗题之后，诗题成为会试的必考内容。自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乡试起，于第二场经文之外，加试一首五言八韵试贴诗，并成为制度。以诗赋取士，要求考生有丰富的知识积累和较高的文学修养，还要有较好的表达能力。对录取标准而言，不仅要看所作诗赋是否合于格律体裁，还要看语言是否精练、老到，更要看是否富于想像力和感染力。
　　就像钱穆先生说的那样：“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曰风花雪夜，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怀之高卑……诗赋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最好的智力检测与心理检测的标准。”（见钱穆：《中国历史上之考试制度》）。和其他取士方法比较，更接近于标准化考试，为主考和应考者都带来一定的方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检验知识和智能的作用。
　　2、唐代试贴诗的创作，有力地推动了唐诗“诗艺化”的发展。事实就是这样，科举考试重文，“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科举考试重诗，那么，五尺童子能言“乐天、徽之诗。”科举考试的指挥棒，使得欲起家这条路的读书人，人人都要学作诗赋，它对唐诗的繁荣无疑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于唐诗向宋诗的转化及宋诗的形成，也产生至关重要的作用。诗歌的技艺化，催生了诗格、诗法、诗语之类指导作诗门径的著作的产生，由自由随意的创作到有意着意的创作，把创作当作一门学问，以学问为诗，以才学为诗，为宋诗的的另创新路作了许多实践与理论上的准备。清人《唐诗平》曰：“唐考试多五言排律，此体尤其所加意。今观诸作铺叙次第绝不凌越犯复，而且虚实相间，开痴肥板重之形，则知专拣字句不顾章法者，非唐人意矣。”（见《试律丛话》卷一引《唐诗清丽集》）
　　3、试贴诗的大量出现，极好地发挥了“诗教”的传统社会功用，从而更好地实现了朝廷的文治政策。正如前文所述，清代无论是刊刻唐代的试贴诗文集，还是本朝试贴诗文集，都是蔚为壮观的。而编选诗文范本供士子朝夕涵咏诵习，其目的就是为了规导文风、实现“诗教”的政治目的。虽然唐代试贴诗不能完全等同于其它种类的唐诗，清代试贴诗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其它种类的清诗，但他们毕竟是古典诗歌的一种门类，而且是科举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说到底也都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服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试贴诗的大量出现，乃是清代文化政策的直接产物，它们产生于清代文治的大背景下，自然有着深刻的政治内涵。它与其它诗歌形式一起，发挥了极好的“诗教”社会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