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

射雕人

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

射雕人

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

射雕人

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射雕人

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错误。

射雕人

比如一千一百万吨钢，就说一万吨也没有，那当然不对了。但是真有那么多吗？又如粮食，究竟有多少？╳╳╳，你是元帅，算了账的。有人说九千亿斤，究竟有没有？（╳╳╳：七千五百亿斤到八千亿斤，差不多。）

射雕人

（╳╳╳：说九千亿斤，已经打了七折。）（李先念：七千五百亿斤是有的。）去年三千七百亿斤，今年七千五百亿斤，就翻了番，那就了不起。丢掉不要紧，物质不灭，变了肥料，农民很爱惜，听说又收第二道。

　

射雕人

　要比，结果就造假，不比，那就不竞赛。

射雕人

要订个竞赛办法。要查，要检验，要像出口物质那样检验，用显微镜照。

射雕人

一斤粮，含水量多少？有多少虫子，不合规格不行。

射雕人

经济事业要越搞越细，越深入，越实际，越科学。

射雕人

这个东西跟作诗是两回事，要懂得作诗和办经济事业的区别。

射雕人

“端起巢湖当水瓢”，这是诗，我没有端过，大概你们安徽人端过。

射雕人

怎么端得起来？检查也要注意作风，也要估计里头有假，有些假你查也查不出来，开个会，就布置好了，希望中央、省、地三级要懂得这个道理，要有清醒头脑。

射雕人

现在一般来说，对于报的成绩，打个折扣，三七开，十分中打三分假七分真可不可以，这是否对成绩估计不足？对于干部、群众不信任？要有一部分不信任，至少不少于一成假，有的是百分之百的假，有时候事情还没有办，他说办好了。（江渭清[11]：群众知道。）你讲一县一省的，群众只知道本村的。这是不好的造假。另一种是优良的造假，值得高兴的造假。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

射雕人

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好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

射雕人

上面要得多，他说没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

射雕人

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苞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的。王任重[12]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

射雕人

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总之这样的事，我看不少。一要有清醒的头脑，一要进行教育，不要受骗，不要强迫命令。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脸上无光，讲实话没人听。讲牛尾巴长在屁股后面，没人听，讲长在头上，就是新闻了。造假，讲得多，有光彩。要教育。讲清楚，要老老实实，几年之内做到就好。我看经过若干年，走上轨道，就可以比较踏实。

　

射雕人

　正在建的，已经建的钢铁重点，列个表，那一省多少，多少数量。我想把我们过去想的，回头再提一下，也许机会主义，过去想，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钢，六一至六二年达到一亿吨。现在回来想，假若明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后年三千万吨，苦战三年，超过西德，变成世界第三位，那就很好。六一年六二年每年多少？如果每年增加一千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达到五千万吨，或者五千三百五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增加十倍，还能叫机会主义吗？如果马克思还要骂我们机会主义，我们就不承认他了。需要和可能，需要是个问题，可能也是个问题。五年计划要做几个方案，三千万吨还不能作第一个方案，要看明年的结果。假如大家努力，领导正确，破除迷信，土洋结合，大中小结合，鼓足干劲，五年能达到三千万吨就很好了，如果超过一点就更好了。……整个说来，技术关、什么关，明年一年我看过不了，至少要一年，如果都过了关，当然很好。机床，第一个五年计划二十万台，今年八万台，明年十八万台到二十万台，后年二十五万台到三十万台，就是把原定的明年计划推迟一年，苦战三年，总数达到八十万台，超过日本。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再搞六十万台，可以达到一百四十万台，就是由二十六万台增加到一百五十万台，那就很好了。如果钢只有五千万吨，不要一百五十万台，有一百一十万台就差不多了。

　

射雕人

　钢材的分配要有一个排队，机器制造第一位（其中工作机第一位，机器设备第二位）铁路交通运输第二位，农业第三位。这种设想，把盘子放低一些，很有必要的。两个五年加三年达五千多万吨。我们十三年，相当于苏联的四十年，他到一九三九年，二十年只搞一千八百万吨钢。我们五千万吨钢和一百一十万台机床，这就大为优胜，其原因：1）大国，人口多；2）三个并举，党的路线；3）苏联经验。没有第三条是不行的。它二十年搞一千八百万吨，我们十三年搞五千万吨，这样一想还是划得来。机会主义有一点，也不多，可能比较切实一些。

　

射雕人

　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棉花当然不行。（╳╳：农业有个政策问题，粮食每人搞到一千五百斤到二千斤，还不够吗？为巩固公社，要搞些能交换的东西，重点就可以放到经济作物方面来，可以多搞一些商品。）（曾希圣[13]：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油料作物有出路。）对。河北从一千一百斤搞到一千五百斤，粤、赣、皖从一千五百斤搞到两千就行了。经济作物要订合同，就在这次会议上订，我们这个会上就作生意。中央、省，县、乡要订四级合同，全国各省要分工，竹、木、丝、茶、油、麻搞多了是没问题的。

　　

射雕人

（五）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比如，人是要吃饭的，这是科学，不能废除。没有人证明可以不吃饭，“张会辟谷”，但吃肉。现在不放手让群众吃，大概是报多了。搞七、八千亿斤，还不愿意人家吃的多，可能就是报的多了。吃不饱饭的，就没有跃进。人是要睡觉的，这也是科学。动物总是要休息，细菌也是要休息。人的心脏一分钟跳七十二次，一天跳十万多次。一不吃饭，二不睡觉，破除这两条就要死人。此外，还有不少迷信在那里破除，破的结果，人被机器压死。人去压迫自然界。拿上工具作用于生产对象，自然这个对象再来个抵抗，反作用一下，这是一条科学。人在地球上走路，地球有个反抗，就不能走路。过草地不太抵抗，不好走，泥内陷下去拔不起来，这种田要渗沙土。自然界有个抵抗力，这是一条科学。你不承认，他就要把你整伤砸死。破除迷信一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这是不能破的。如说睡觉一小时就够了。方针是破除迷信，但科学是不能破的。

　　成绩与虚报，要有个估计。到底有多少？要议一下，三七还是二八，可带回去与地委、县委同志研究一下。把假的估计多了，不相信群众，要犯错误，要泄气；不估计到假也要犯错误。这是说一般。就个别说来，有全部是真的，也有全部是假的。例如扫盲，除四害，文盲成堆也说扫除了，根本没有绿化，报绿化了，四有报四无，如此类推。加以分析，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如三风五气、过分悬殊、老爷态度、旧关系，一定要破除，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六千万人上阵，阜阳五万人口，无煤无铁，还不是听共产党的话没错。命令六千万人搞钢是有强制性的，是北戴河会议、四次电话会议逼上梁山的。这种强制性，强制分配劳动，在现在还不能没有。如果自由报告，自由找职业，谁愿意钓鱼就钓鱼、画画就画画、唱歌就唱歌、跳舞就跳舞，如果一亿人唱歌，一亿人画画，还会有粮食啊？那就要灭亡了。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要破，有一部分在社会主义还是有用的，必须保护，使之为社会主义服务。把它们打的体无完肤（像过去内战时期肃反一样，捉了好人，打得一身烂），会有错，我们要陷于被动，要承认错误。对有用的部分，你打烂了，搞错了，还要道歉，还要扶起来。要有分析，那些有用，那些要破除。苏联应破者未破，还相当顽固。我们应该破者破，有用的部分保护。

　　（六）四十条。这次不搞为好，现在没有根据，不好议。

　　（七）谁先进入共产主义？苏联先进入还是我国先进入？赫鲁晓夫提出在十二年内是准备进入共产主义的条件，他们很谨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要谨慎一些。有人说，两、三年，三、四年、五年、七年进入共产主义，是否可能？要进，鞍钢先进，辽宁后进（他二千四百万人中有八百万在城市），而不是别省。再其次是老柯、上海，如果他们还要等待别人，不能算独进。╳╳╳，【《选集》中为“那徐水、”】寿张、范县就要进，那不太快了吗？派了陈伯达同志去调查，说难于进。现在专区、省还没有人说先进，想谨慎，就是县有些打先锋的。整个中国进入共产主义，要多少时间，现在谁也不知道，难以设想，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三十年？苏联四十一年，再加上十二年共五十三年，还说是准备条件。中国就那么厉害，我们还只有九年，就起野心，这可能不可能？从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考虑，也是苏联先进为好，也许在巴黎公社百年纪念时（一九七一年）苏联进入共产主义，我们十二年怎么样？也许可能，我看不可能，即或十年到一九六八年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二、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有这么多本领，又不宣布，又不登报说进入共产主义，这不是有意作假吗？这不要紧。有许多人想，中国可能先进入，因为我们找到人民公社这条路，这里有个不可能，也有个不应该，（彭真：吃薯怎么进入共产主义。）一块钱工资怎么进入？这些问题不好公开讨论，但这些思想要在党内讲清楚。


注释

[1] 刘少奇，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2] 彭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市长。

[3] “章罗同盟”即“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

[4] 见本卷《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5]。

[5] 见本卷《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注释[6]。

[6] 张霖之（1908—1967），原名张朝明，河北南宫人。时任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党组书记。

[7] 李葆华（1909—2005），时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

[8] 陈漫远（1911-1986），又名陈万源，广西蒙山人。1956.06～1957.06任广西省委书记，时在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9] 刘澜涛（1910年11月—1997年12月31日），陕西米脂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

[10] 吕正操（1904年1月4日—2009年10月13日），原名吕正超，字必之。奉天省（今辽宁省）海城县（今海城市）人。时任铁道部代部长。

[11] 江渭清（1910—2000），湖南省平江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1956年起，任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兼江苏军区第一政委，南京军区第三政委、代理第一政委，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1959年任江苏省政协主席。1961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

[12] 王任重，时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

[13] 曾希圣，时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