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辙〔宋代〕

三余草堂

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                                                                                                                  乐府整理                                                                                                              [url=]乐府之妃豨谁和[/url]                           
                                                  2025年07月13日 10:53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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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辙（1039—1112年），字子由，汉族，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嘉祐二年（1057）与其兄苏轼同登进士科。神宗朝，为制置三司条例司属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为河南推官。哲宗时，召为秘书省校书郎。元祐元年为右司谏，历官御史中丞、尚书右丞、门下侍郎因事忤哲宗及元丰诸臣，出知汝州，贬筠州、再谪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立，徙永州、岳州复太中大夫，又降居许州，致仕。自号颍滨遗老。卒，谥文定。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洵、兄轼齐名，合称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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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先生墓志铭  苏辙〔宋代〕

　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
　　公讳轼，姓苏氏，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讳杲，赠太子太保。妣宋氏，追封昌国太夫人。大父讳序，赠太子太傅。妣史氏，追封嘉国太夫人。考讳洵，赠太子太师。妣程氏，追封成国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学四方，太夫人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比冠，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
　　嘉祐二年，欧阳文忠公考试礼部进士，疾时文之诡异，思有以救之。梅圣俞时与其事，得公《论刑赏》以示文忠。文忠惊喜，以为异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为，子固，文忠门下士也，乃置公第二。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殿试中乙科。以书谢诸公，文忠见之，以书语圣俞曰：“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丁太夫人忧，终丧。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荐之秘阁。试六论，旧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义粲然，时以为难。比答制策，复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长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责之，公尽心其职，老吏畏服。关中自元昊叛命，人贫役重，岐下岁以南山木栰，自渭入河，经砥柱之险，衙前以破产者相继也。公遍问老校，曰：“木栰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涨，操栰者以时进止，可无重费也，患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规，使衙前得自择水工，栰行无虞。乃言于府，使得系籍，自是衙前之害减半。治平二年，罢还，判登闻鼓院。英宗在藩闻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试秘阁，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试，如苏轼有不能耶？”宰相犹不可，及试二论，皆入三等，得直史馆。
　　丁先君忧，服除，时熙宁二年也。王介甫用事，多所建立，公与介甫议论素异，既还朝，置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变更科举，上疑焉，使两制三馆议之。公议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苏轼议，意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公辞避久之，乃曰：“臣窃意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竦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介甫之党皆不悦，命摄开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决断精敏，声闻益远。会上元，有旨市浙灯，公密疏，旧例无有，不宜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罢。殿前初策进士，举子希合，争言祖宗法制非是。公为考官，退拟答以进，深中其病。自是论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杂事者为诬奏公过失，穷治无所得。公未尝以一言自辩，乞外任避之。
　　通判杭州。是时，四方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盐法。公于其间，常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高丽入贡使者，凌蔑州郡。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库，乘势骄横，至与钤辖亢礼。公使人谓之曰：“远夷慕化而来，理必恭顺，今乃尔暴恣，非汝导之，不至是也，不悛当奏之。”押伴者惧，为之小戢。使者发币于官吏，书称甲子。公却之曰：“高丽于本朝称臣，而不禀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书称熙宁，然后受之。时以为得体。吏民畏爱，及罢去，犹谓之学士而不言姓。
　　自杭徙知密州。时方行手实法，使民自疏财产以定户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实，司农寺又下诸路，不时施行者以违制论。公谓提举常平官曰：“违制之坐，若自朝廷，谁敢不从？今出于司农，是擅造律也，若何？”使者惊曰：“公姑徐之。”未几，朝廷亦知手实之害，罢之。密人私以为幸。郡尝有盗窃发而未获，安抚转运司忧之，遣一二班使臣领悍卒数千人，入境捕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诬民，入其家争斗，至杀人，畏罪惊散，欲为乱。民诉之，公投其书，不视，曰：“必不至此。”溃卒闻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
　　自密徙徐。是岁，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两山环绕，吕梁、百步扼之，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公履屦杖策，亲入武卫营，呼其卒长，谓之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宜为我尽力。”卒长呼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效命之秋也。”执梃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堤成，水至堤下，害不及城，民心乃安。然雨日夜不止，河势益暴，城不沉者三板。公庐于城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而守，卒完城以闻。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従之。讫事，诏褒之，徐人思焉。
　　徙知湖州，以表谢上。言事者擿其语以为谤，遣官逮赴御史狱。初，公既补外，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言者従而媒孽之，上初薄其过，而浸润不止，至是不得已従其请。既付狱吏，必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上终怜之，促具狱，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屩，与田父野老，相従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五年，上有意复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曰：“苏轼黜居思咎，阅岁滋深，人材实难，不忍终弃。”未至，上书自言有饥寒之忧，有田在常，愿得居之。书朝入，夕报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会晏驾，不果复用。
　　至常，以哲宗即位，复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为礼部郎中。公旧善门下侍郎司马君实及知枢密院章子厚，二人冰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谑侮困君实，君实苦之，求助于公。公见子厚曰：“司马君实时望甚重。昔许靖以虚名无实见鄙于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誉，播流四海，若不加礼，必以贱贤为累。’先主纳之，乃以靖为司徒。许靖且不可慢，况君实乎？”子厚以为然。君实赖以少安。既而朝廷缘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人。公起于忧患，不欲骤履要地，力辞之，见宰相蔡持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无出公右者。”公固辞。持正曰：“谁当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馆中，年且长。”持正曰：“希固当先公耶？”卒不许。然希亦由此继补记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赐银绯。二月，迁中书舍人。时君实方议改免役为差役。差役行于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为免役，使民以户高下出钱，而无执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于雇役实费之外，取钱过多，民遂以病。若量出为入，毋多取于民，则足矣。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与其选，独以实告，而君实始不悦矣。尝见之政事堂，条陈不可。君实忿然，公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轼昔闻公道其详。岂作相，不许轼尽言耶？”君实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补外，不许。君实始怒，有逐公意矣，会其病卒乃已。时台谏官多君实之人，皆希合以求进，恶公以直形己，争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则因缘熙宁谤讪之说以病公，公自是不安于朝矣。寻除翰林学士。二年，复除侍读。每进读至治乱盛衰、邪正得失之际，未尝不反覆开导，觊上有所觉悟。上虽恭默不言，闻公所论说，辄首肯喜之。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会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噤不能言，公宽其禁约，使得尽其技。而巡铺内臣伺其坐起，过为凌辱，公以其伤动士心，亏损国体，奏之。有旨送内侍省挞而逐之，士皆悦服。尝侍上读祖宗《宝训》，因及时事，公历言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又黄河势方西流，而强之使东；夏人寇镇戎，杀掠几万人，帅臣掩蔽不以闻，朝廷亦不问。事每如此，恐浸成衰乱之渐。当轴者恨之。公知不见容，乞外任。
　　四年，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时谏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诗借郝处俊事以讥刺时事，大臣议逐之岭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确之罪，则于皇帝孝治为不足，若深罪确，则于太皇太后仁政为小累。谓宜皇帝降敕置狱逮治，而太皇太后内出手诏赦之，则仁孝两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发，遣内侍赐龙茶、银合，用前执政恩例，所以慰劳甚厚。及至杭，吏民习公旧政，不劳而治。岁适大旱，饥疫并作，公请于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贵，复得赐度僧牒百易米以救饥者。方春，即减价粜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药剂，遣吏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公曰：“杭，水陆之会，因疫病死比他处常多。”乃裒羡缗得二千，复发私橐得黄金五十两，以作病坊，稍畜钱粮以待之。至于今不废。是秋，复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来岁必饥，复请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籴常平米，并义仓所有，皆以备来岁出粜，朝廷多従之。由是吴越之民，复免流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咸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于水，故井邑日富。及白居易复浚西湖，放水入运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顷。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钱氏，岁辄开治，故湖水足用。近岁废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矣。运河失湖水之利，则取给于江潮，潮浑浊多淤，河行阛阓中，三年一淘，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几废。公始至，浚茅山、盐桥二河，以茅山一河专受江潮，以盐桥一河专受湖水，复造堰闸，以为湖水畜泄之限，然后潮不入市，且以余力复完六井，民稍获其利矣。公间至湖上，周视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云，将安所置之？湖南北三十里，环湖往来，终日不达，若取葑田积之湖中，为长堤以通南北，则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吴人种菱，春辄芟除，不遗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种菱，收其利以备修湖，则湖当不复堙塞。乃取救荒之余，得钱粮以贯石数者万。复请于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杨柳其上，望之如图画，杭人名之苏公堤。杭僧有净源者，旧居海滨，与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丽，交誉之。元丰末，其王子义天来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窃持其画像附舶往告，义天亦使其徒附舶来祭。祭讫，乃言国母使以金塔二祝皇帝、太皇太后寿。公不纳，而奏之曰：“高丽久不入贡，失赐予厚利，意欲来朝，以未测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寿之礼，礼意鲜薄，盖可见矣。若受而不答，则远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赐之，正堕其计。臣谓朝廷宜勿与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诱外夷，邀求厚利，为国生事，其渐不可长，宜痛加惩创。”朝廷皆従之。未几，高丽贡使果至。公按旧例，使之所至吴越七州，实费二万四千余缗，而民间之费不在，乃令诸郡量事裁损。比至，民获交易之利，而无侵挠之害。浙江潮自海门东来，势如雷霆，而浮山峙于江中，与渔浦诸山犬牙相错，洄洑激射，岁败公私船不可胜计。公议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门，并山而东，凿为运河，引浙江及溪谷诸水二十余里，以达于江，又并山为岸，不能十里以达于龙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岭，凿岭六十五丈，以达于岭东古河，浚古河数里，以达于龙山运河，以避浮山之险，人皆以为便。奏闻，有恶公成功者，会公罢归，使代者尽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复言：“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为松江以入海。海日两潮，潮浊而江清，潮水尝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驶，随辄涤去，海口常通，则吴中少水患。昔苏州以东，公私船皆以篙行，无陆挽者。自庆历以来，松江大筑挽路，建长桥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吴多水，欲凿挽路为千桥以迅江势。”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间，再莅此州，有德于其人，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
　　六年，召入为翰林承旨，复侍迩英。当轴者不乐，风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受命于宋，会神考晏驾，哭于宋，而南至扬州。常人为公买田书至，公喜，作诗有“闻好语”之句。言者妄谓公闻讳而喜，乞加深谴。然诗刻石有时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惧，请外补，乃以龙图阁学士守颍。先是，开封诸县多水患，吏不究本末，决其陂泽，注之惠民河，河不能胜，则陈亦多水。至是又将凿邓艾沟，与颍河并，且凿黄堆，注之于淮，议者多欲従之。公适至，遣吏以水平准之，淮之涨水，高于新沟几一丈，若凿黄堆，淮水顾流浸州境，决不可为，朝廷従之。郡有宿贼尹遇等数人，群党惊劫，杀变主及捕盗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获，被杀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阴尉李直方，谓之曰：“君能擒此，当力言于朝，乞行优赏；不获，亦以不职奏免君矣。”直方退，缉知群盗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党，而躬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别而行。手戟刺而获之，然小不应格，推赏不及。公为言于朝，请以年劳改朝散郎阶，为直方赏。朝廷不従。其后吏部以公当迁以符会考，公自谓已许直方，卒不报。七年，徙扬州。发运司旧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载，率无虞而速达。近岁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公奏乞复故，朝廷従之。未阅岁，以兵部尚书召还，兼侍读。是岁，亲祀南郊，为卤簿使，导驾入太庙。有贵戚以其车従争道，不避仗卫，公于车中劾奏之。中使传命申敕，有司严整仗卫。寻迁礼部，复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二学士。高丽遣使请书于朝，朝廷以故事尽许之。公曰：“汉东平王请诸子及《太史公书》，犹不肯予。今高丽所请，有甚于此，其可予之乎？”不听。公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乞守郡自效。
　　八年，以二学士知定州。定久不治，军政尤弛，武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廪赐，故不敢何问。公取其贪污甚者，配隶远恶，然后缮修营房，禁止饮博。军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战法，众皆畏服。然诸校多不自安者，卒史复以赃诉其长，公曰：“此事吾自治则可，汝若得告，军中乱矣。”亦决配之，众乃定。会春大阅，军礼久废，将吏不识上下之分，公命举旧典，元帅常服坐帐中，将吏戎服奔走执事。副总管王光祖自谓老将，耻之，称疾不出。公召书吏作奏，将上，光祖震恐而出，讫事，无敢慢者。定人言：“自韩魏公去，不见此礼矣。”北戎久和，边兵不试，临事有不可用之忧，惟沿边弓箭社兵与寇为邻，以战射自卫，犹号精锐。故相庞公守边，因其故俗立队伍，将校出入，赏罚缓急可使。岁久，法弛，复为保甲所挠，渐不为用。公奏为免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长吏以时训劳，不报。议者惜之。
　　时方例废旧人，公坐为中书舍人日草责降官制，直书其罪，诬以谤讪，绍圣元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寻复降一官，未至，复以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侍従齿岭南编户，独以少子过自随，瘴疠所侵，蛮蜑所侮，胸中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疾苦者畀之药，殒毙者纳之?。又率众为二桥以济病涉者，惠人爱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窜者为未足也，四年，复以琼州别驾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饮不具，药石无有，初僦官屋以庇风雨，有司犹谓不可。则买地筑室，昌化士人畚土运甓以助之，为屋三间。人不堪其忧，公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时従其父老游，亦无间也。元符三年，大赦，北还。初徙廉，再徙永，已乃复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居従其便。公自元佑以来，未尝以岁课乞迁，故官止于此。勋上轻车都尉，封武功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将居许，病暑，暴下，中止于常。
　　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请老，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终旬日，独以诸子侍侧，曰：“吾生无恶，死必不坠。慎无哭泣以怛化。”问以后事，不答，湛然而逝，实七月丁亥也。
　　公娶王氏，追封通义郡君。继室以其女弟，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长曰迈，雄州防御推官，知河间县事。次曰迨，次曰过，皆承务郎。孙男六人，箪、符、箕、籥、筌、筹。
　　闰六月癸酉，葬于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
　　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先君晚岁读《易》，玩其爻象，得其刚柔远近喜怒逆顺之情，以观其词，皆迎刃而解。作《易传》未完，疾革，命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书，然后千载之微言，焕然可知也。复作《论语说》，时发孔氏之秘。最后居海南，作《书传》，推明上古之绝学，多先儒所未达。既成三书，抚之叹曰：“今世要未能信，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至其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幼而好书，老而不倦，自言不及晋人，至唐褚、薛、颜、柳，仿佛近之。平生笃于孝友，轻财好施。伯父太白早亡，子孙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没，有遗言。公既除丧，即以礼葬姑。及官可荫补，复以奏伯父之曾孙彭。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用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孔子谓伯夷、叔齐古之贤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实有焉。


译文
　　家兄苏子瞻，贬官海南岛，四年春正月，当今天子登基。施恩天下，恩泽遍及鸟兽。夏六月，家兄受命渡海北归，第二年，乘船至淮、浙。秋七月，因病在毗陵去世。吴越的百姓，在集市上相聚而哭，当地的君子在家祭奠。死讯传到各地。无论贤者还是愚人，大家都叹息流泪。几百个太学生，相继到慧林寺院施饭给僧人。呜呼!当世文豪殒没，年轻人还敬慕谁呢?家兄刚得病时，写信嘱咐我说：“如果我死了，把我葬在嵩山下，你替我写墓志铭。”我拿着信哭着说：“我哪忍心替我兄长写墓志铭！”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他的家族世代居住在眉山。他的曾祖父名叫苏杲，被追赠为太子太保；曾祖母宋氏，被追封为昌国太夫人。祖父名叫苏序，被追赠为太子太傅；祖母史氏，被追封为嘉国太夫人。父亲名叫苏洵，被追赠为太子太师；母亲程氏，被追封为成国太夫人。苏轼十岁时，他的父亲苏洵因仕途和求学而四处奔波，于是母亲程氏亲自教授他读书。苏轼从小就能从听到的古今成败故事中，概括出它们的要点。有一次，程氏读《东汉史》读到《范滂传》时，不禁感慨叹息。苏轼就站在一旁问：“我如果成为范滂那样的人，夫人您会允许吗？”程氏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我难道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苏轼因此受到激励，立下了要担当天下大任的志向。程氏很高兴地说：“我有这样的儿子了。”等到苏轼成年时，他已经精通经史典籍，写文章每天可以写数千字。
　　嘉祐二年，欧阳修担任礼部考试的主考官，他厌恶当时文风的诡异多变，想要有所改变来挽救这种风气。当时梅圣俞也参与了这次考试的事务，他发现了苏轼所写的《论刑赏》一文，便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看后大为惊喜，认为苏轼是个奇才，本想将他列为第一名，但又怀疑是曾巩所作（因为曾巩是欧阳修的门生），所以便将苏轼排在第二。然而，在《春秋》对义的考试中，苏轼却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到了殿试时，苏轼又考中了乙科。苏轼写信向各位考官致谢，欧阳修看到后，写信告诉梅圣俞说：“我应当避开此人，让他出一头地。”起初，士子们听到这个消息纷纷议论，但不久后便都信服了。后来，苏轼因母亲去世而守丧。守丧期满后，嘉祐五年，他被授予河南福昌县主簿的官职。欧阳修因苏轼敢于直言而推荐他进入秘阁。在秘阁中，苏轼参加了六篇策论的考试。按照旧例，策论考试不需起草，直接书写，因此文章往往不够精炼。但苏轼却开始先起草，然后再誊写，结果文章文采斐然，当时人们都认为这很难做到。后来，在回答制策时，苏轼再次考入了三等。于是，他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并担任凤翔府判官。凤翔府的长官起初以为苏轼只是个文人，不准备用政务来要求他。但苏轼却尽心尽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让老练的官吏都感到敬畏和佩服。关中地区自从元昊叛乱以来，百姓贫困，徭役繁重。每年都要从南山砍伐木材，经渭水运到黄河，再穿过砥柱的险滩。许多负责砍伐和运输的衙役因此破产。苏轼广泛询问老校尉，了解到木材砍伐和运输的危害本不应如此严重。他提出，如果能在河渭水势未涨时，按时砍伐和运输，就可以避免沉重的费用。问题在于他们总是趁着河渭水势暴涨时强行砍伐和运输，从而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于是，苏轼修订了衙规，让衙役们可以自己选择熟悉水性的工匠，从而确保砍伐和运输的安全。他还向官府建议，让衙役们可以登记在册，这样他们就可以合法地从事这项工作。从此以后，衙役们所遭受的危害减少了一半。治平二年，苏轼被召回京城，担任登闻鼓院的判官。当时英宗还在藩邸时就听说过苏轼的名声，想要按照唐朝的旧例召他入翰林院。但宰相却以近例为限，要求先通过秘阁的考试。英宗说：“如果不了解他的能力就进行考试，难道苏轼会没有能力吗？”然而宰相仍然坚持己见。于是苏轼参加了两篇策论的考试，都考入了三等，最终得以担任直史馆的官职。
　　苏轼在父亲去世后，按照礼制守丧，守丧期满后，正是熙宁二年。当时王安石执政，推行了许多新政。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素来不合，所以他回朝后，被安置在官告院任职。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制度，皇帝对此有所疑虑，便命令两制三馆的大臣们共同商议此事。苏轼上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皇帝看后醒悟道：“我本来就对这件事有疑问，看了苏轼的议论后，心中的疑虑就消除了。”于是皇帝当天就召见了苏轼，询问他：“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来帮助朕吗？”苏轼推辞了很久，才说道：“我私下里认为陛下您求治心切，听言过广，用人过急。我希望陛下能够保持安静，等待事物的自然发展，然后再做出应对。”皇帝听后，神情严肃地接受了苏轼的建议，并说：“你的这三点建议，我会仔细考虑的。”然而，王安石的党羽们对此都非常不满，他们便任命苏轼兼任开封府的推官，意图用繁重的公务来困扰他。但苏轼在处理政务时，决断精敏，声誉反而更加远扬。恰逢上元节，皇帝下旨要购买浙江的彩灯，苏轼秘密上疏，指出按照旧例并没有这样的做法，不应该用这些玩物来示人。皇帝于是下旨取消了这一做法。在殿前初次策试进士时，考生们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纷纷指责祖宗的法制不对。苏轼作为考官，在退下后拟写了答复进呈给皇帝，他深刻指出了考生们言论中的弊病。从此以后，苏轼在议论政事时更加用力，而王安石也因此更加怨恨他。于是，御史知杂事的人便诬告苏轼的过失，但经过彻底调查后，却一无所获。苏轼从未用一句话为自己辩解，他只是请求外放到地方任职，以此来避开这些纷争。
　　苏轼调任杭州通判。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而浙西地区还额外实行了水利和盐法。苏轼在这些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常常根据法规来寻求便利民众的措施，使得民众能够稍微安定下来。高丽国的进贡使者来到杭州时，态度傲慢，对州郡官员凌辱蔑视。而负责押送的使臣都是本路的筦库官员，他们也趁机骄横跋扈，甚至与钤辖官员平起平坐。苏轼派人去告诉他们说：“远方的夷人仰慕中原文化而来，理应恭敬顺从，如今他们如此暴戾放肆，如果不是你们诱导，他们也不会这样。如果不改正，我将上奏朝廷。”押送的使臣听后感到害怕，于是稍微收敛了他们的行为。高丽使者向官吏赠送礼物时，在礼单上写的是甲子年。苏轼拒绝接受，说：“高丽对本朝称臣，却不遵循我国的历法，我怎么敢接受这样的礼物呢？”使者急忙更改礼单，写上熙宁年号，苏轼这才接受。当时人们都认为苏轼的做法很得体。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深受官吏和民众的敬畏和爱戴，当他离开杭州时，人们仍然称他为学士，而不提他的姓氏。
　　后来，苏轼从杭州调任密州知州。当时正在实行手实法，要求民众自行申报财产以确定户等，同时还允许他人举报不实之处。司农寺还下令各路必须按时执行，否则以违制论处。苏轼对提举常平官说：“违制的处罚如果来自朝廷，谁敢不遵从？但现在这是司农寺擅自制定的规定，怎能如此行事？”使者听后惊讶地说：“您还是先缓缓吧。”不久之后，朝廷也意识到了手实法的弊端，于是废除了这一法规，密州民众私下里感到庆幸。密州曾经发生过一起盗窃案，但盗贼一直未能抓获。安抚转运司对此非常担忧，便派遣了一两个班使臣带领数千名凶悍的士兵进入密州境内进行搜捕。这些士兵凶暴横行，用禁运物品来诬陷民众，甚至闯入民宅争斗杀人。后来他们因害怕罪行暴露而惊恐逃散，打算作乱。民众向苏轼告状，苏轼接过诉状却不立即处理，只是说：“事情一定不会发展到那种地步。”逃散的士兵听到苏轼的话后稍微安定了下来。苏轼随后派人将他们招安出来，并依法处决了首恶分子。
　　苏轼从密州调至徐州任职。那年，黄河在曹村决口，洪水泛滥至梁山泊，又溢出南清河。徐州城南被两山环绕，吕梁、百步二山扼守其间，洪水汇聚在城下，因排水不畅，水位不断上涨，形势危急。富人们争相出城避难，苏轼说：“如果富人都走了，民心会动摇，我还与谁共守此城？只要我在，洪水就决不会冲垮城池。”他强令富人返回，并亲自前往武卫营，手持拐杖，脚穿草鞋，呼唤士兵长官说：“洪水将危害城池，情况紧急，即便是禁军，也请为我尽力。”长官响应：“太守都不避洪水，我们怎能不尽力！”士兵们拿起武器，穿着短衣，赤脚，手持畚箕铁锹，随苏轼筑起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一直连接到城墙。长堤筑成后，洪水被引至堤下，徐州城安然无恙，民心安定。然而，暴雨日夜不停，河势更加汹涌，城内积水只差三板就要淹没城墙。苏轼住在城墙上，不顾家，指挥官吏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城池。事后，他请求朝廷调派来年夫役，增筑城墙，修筑木岸，以防洪水再次来袭，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工程完成后，朝廷下诏表彰他，徐州人民也对他充满感激。
　　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上表向皇上致谢。然而，有些言论者摘取他表中的语句，诬陷他诽谤朝廷，结果他被捕并送往御史台监狱。起初，苏轼被外放任职时，见到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他既不敢直言，也不忍默视，于是遵循诗人的传统，借事讽喻，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但那些言论者却趁机罗织罪名陷害他。皇上起初认为他的过错轻微，但谗言不断，最终不得不顺从那些人的请求，将苏轼投入监狱。狱吏们企图置他于死地，但经过长时间的审讯和折磨，仍无法定罪。皇上最终怜悯他，催促结案，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苏轼头戴幅巾，脚穿草鞋，与农夫们一起在山谷间劳作，他在东坡筑屋而居，自称为“东坡居士”。五年后，皇上打算重新起用他，但那些言论者又出来阻挠。皇上亲笔写下手札，将他改派到汝州任职，手札中大致说：“苏轼被贬后，能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悔过之情更加深切。人才难得，朕不忍心最终抛弃他。”然而，在苏轼前往汝州的途中，他上书表示自己生活困顿，有田产在常州，希望能在那里居住。奏章早上呈上，晚上就得到了皇上的批准。士大夫们由此知道皇上最终还是喜欢苏轼的。但不幸的是，皇上不久驾崩，苏轼也因此未能再次得到重用。
　　苏轼到达常州后，恰逢哲宗即位，他被召回朝廷，恢复朝奉郎的官职，并担任登州知州。到登州后，他又被召入京城，担任礼部郎中。苏轼与门下侍郎司马光（君实）及知枢密院章惇（子厚）素来交好，但两人政见不合，关系紧张。章惇常常戏弄侮辱司马光，司马光对此感到苦恼，于是向苏轼求助。苏轼找到章惇说：“司马光如今声望极高。过去许靖因为虚名而无实才，被蜀先主轻视，但法正劝谏说：‘许靖的虚名已传遍四海，如果不加以礼遇，就会让人以为我们轻视贤才。’先主采纳了法正的建议，任命许靖为司徒。连许靖都不能怠慢，更何况是司马光呢？”章惇觉得苏轼的话有道理，因此司马光得以稍微安宁一些。不久，朝廷根据先帝的意愿，打算重用苏轼，任命他为起居舍人。但苏轼因为历经忧患，不愿立即担任要职，便坚决推辞。他亲自去见宰相蔡持正（蔡确），蔡持正说：“您已经徘徊在官场很久了，朝中无人能及您。”苏轼仍坚持推辞。蔡持正问：“那谁应该在您之前呢？”苏轼回答说：“过去林希与我同在史馆，他年纪比我大。”蔡持正说：“林希难道就应该在您之前吗？”最终没有答应苏轼的请求。不过，林希也因此得以继苏轼之后补任记注之职。元祐元年，苏轼穿着七品官的官服入朝侍奉皇帝，皇帝随即赐给他银绯色的官服。二月，他又被升任为中书舍人。当时司马光正提议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差役法自祖宗时代实行以来，已有很多弊端，百姓因不熟悉充役事务而遭受官府吏役的虐待，往往因此破产，而偏远地区的百姓更是无法得到休息。先帝深知这一点，所以实行免役法，让百姓根据户等高下出钱，避免了执役的辛苦。但执行法令的人没有遵循先帝的意图，在雇役实际费用之外，还额外收取了很多钱，导致百姓受苦。苏轼认为，只要量出为入，不多取于民，就可以解决问题。司马光为人忠信有余但才智不足，他知道免役法的弊端却不知其利，打算一律用差役法取代。当时正设立差役官局，苏轼也被选入其中，但他独自向司马光说明了实际情况，司马光因此开始不高兴了。苏轼曾在政事堂向司马光详细陈述差役法不可行的理由，司马光听后很生气。苏轼说：“过去韩琦在陕西招募义勇军时，您作为谏官，极力反对，韩琦虽然不高兴，但您也没有顾及。我过去听您详细讲过这件事，难道您现在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畅所欲言了吗？”司马光听后笑了，停止了争论。苏轼知道自己的建议不会被采纳，便请求外任，但未被允许。司马光开始愤怒，有了驱逐苏轼的意思，后来因为生病去世才作罢。当时台谏官中多是司马光的人，他们都想迎合司马光以求升迁，厌恶苏轼的直言不讳，便争相寻找苏轼的过错。既然找不到真正的过错，他们就利用熙宁年间苏轼被诽谤的言论来攻击他，苏轼因此在朝中感到不安。不久，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元祐二年，他又被任命为侍读。每次进读史书到涉及国家治乱盛衰、邪正得失的时候，苏轼都会反复开导皇帝，希望他能有所觉悟。皇帝虽然沉默不语，但听到苏轼的论述后总是点头表示赞同。元祐三年，苏轼代理礼部贡举事务。当时正逢大雪严寒天气，考生们在庭院中冻得说不出话来。苏轼放宽了考试规定，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但巡考的内臣却趁机刁难考生，苏轼认为这样做会伤害士人的心，损害国家体统，于是上奏皇帝。皇帝下旨将那个内臣送交内侍省鞭打并驱逐出宫，考生们对此都非常满意。苏轼曾侍奉皇帝阅读祖宗的《宝训》，他趁机谈及当前时事，详细阐述了如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的问题；他还指出黄河水流方向被人为改变、夏人侵扰镇戎导致数万人被杀掠而朝廷却不闻不问等严重问题。每当苏轼谈及此类事情时，那些当权者都非常痛恨他。苏轼知道自己不被容于朝廷，便请求外任。姓都熟悉他过去的施政，因此治理起来毫不费力。那年正逢大旱，饥荒和瘟疫同时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免除了本路上供的三分之一的米，因此米价没有暴涨。他还得到朝廷赐予的一百张度僧牒，用来换取粮食救济饥民。春天时，他提前降价出售常平仓的粮食，使百姓免受大旱之苦。苏轼还大量制作稀粥和药剂，派遣官吏带着医生，分坊巷治病救人，救活了许多人。他说：“杭州是水陆交汇之地，因此因瘟疫而死的人比其他地方多。”于是，他筹集了二千余缗的盈余钱款，又拿出自己私囊中的五十两黄金，用来建立病坊，储备钱粮以备不时之需。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那年秋天，杭州又遭遇大雨，太湖泛滥成灾，损害了庄稼。苏轼预料到来年必定饥荒，再次向朝廷请求，免除了上供的一半米，并多次请求赐予度僧牒来购买常平仓的粮食，以及动用义仓的储备，全部用来准备来年出售，以平抑粮价。朝廷大多采纳了他的建议。因此，吴越一带的百姓得以避免流离失所。杭州地处江海之滨，水源咸苦，居民稀少。唐代刺史李泌首次引西湖水建造了六井，使百姓用水充足，城市逐渐繁荣。后来白居易又疏浚西湖，放水入运河，再引入农田，灌溉面积达到千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湖中长满了葑草，从唐朝到吴越钱氏时期，每年都需要清理，以保持湖水充足。但近年来却废弃不治，到苏轼任职时，湖中葑田已积累了二十五万余丈，湖水所剩无几。运河因失去湖水的补给，只能依赖江潮，但江潮浑浊多淤，且运河穿行于市区，每三年需要疏浚一次，成为市民的一大负担，六井也几乎废弃。苏轼到任后，首先疏浚了茅山和盐桥两条河流，使茅山河专受江潮，盐桥河专受湖水，并建造了堰闸来控制湖水的蓄泄。这样，江潮就不再涌入市区，同时利用剩余的水力恢复了六井的功能，使百姓逐渐受益。苏轼还亲自到湖上考察，发现葑田遍布，便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将葑田挖出堆积在湖中，筑成一条长堤以贯通南北两岸，既解决了葑田问题又方便了交通。同时，他招募人种菱，利用菱角的收益来维护湖泊，防止其再次淤塞。这一工程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和百姓的赞誉，长堤建成后，苏轼又在堤上种植了芙蓉和杨柳，远远望去如同画卷一般美丽，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此外，苏轼还妥善处理了与高丽国的外交关系。他拒绝了高丽国通过祭奠亡僧而送来的寿礼，并向朝廷建议不应与高丽国过多交往以免生事端。同时，他还减少了高丽贡使在吴越七州的费用开支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在治理水患方面苏轼也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建议如开凿运河避开浮山险滩、凿通挽路以畅通江势等虽然这些建议最终未能全部实现但人们仍然对他的智慧和勇气表示钦佩和感激。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深受百姓爱戴他离任后人们家中都挂有他的画像饮食时也会向他祈福并建造生祠来报答他的恩德。
　　元祐六年，苏轼被召回朝廷担任翰林承旨，并再次侍奉皇帝于迩英阁。然而，当时掌权的人对他不满，便暗示御史弹劾他。苏轼从汝州调任常州时，曾在宋地接受任命，恰逢神宗皇帝驾崩，他在宋地痛哭哀悼后南下至扬州。常州人为他购置田地并寄来书信，他很高兴，并在诗中写下了“闻好语”的句子。有些言官却妄称苏轼在听到皇帝驾崩的消息时反而欢喜，请求朝廷对他加重处罚。但诗中刻石有明确的日期，朝廷知道这些言官是诬告，于是将他们一一贬斥。苏轼感到恐惧，请求外调任职，于是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颍州知州。在此之前，开封各县常受水患困扰，官吏们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将积水排入惠民河，导致河水泛滥，陈州也因此多水。当时又有人提议开凿邓艾沟与颍河相连，并凿开黄堆将水引入淮河，许多人都赞同这一方案。苏轼到任后，派遣官吏用水平仪测量，发现淮水涨潮时水位比新沟高出近一丈，如果开凿黄堆，淮水反而会倒灌州境，因此坚决反对这一计划，朝廷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颍州境内有宿贼尹遇等人，他们结党作乱，多次抢劫杀人，连捕盗的官吏和士兵也遭其毒手。朝廷悬赏捉拿却久未捕获，受害者们因害怕报复而不敢声张。苏轼召来汝阴尉李直方，对他说：“如果你能擒获这些盗贼，我将全力向朝廷推荐你，请求给予优厚的奖赏；如果未能成功，我也会以失职为由上奏朝廷罢免你的官职。”李直方接受任务后，查清了盗贼的藏身之处，分派弓手前往抓捕其党羽，并亲自前往捉拿尹遇。李直方的母亲年已九十，母子二人含泪告别。最终，李直方亲手用戟刺杀了尹遇，但由于过程中有些细节不符合规定，因此未能获得预期的奖赏。苏轼为此向朝廷陈情，请求根据李直方的年资和功劳改授他朝散郎的官职作为奖赏，但朝廷没有采纳。后来，吏部按照惯例考核苏轼的升迁，苏轼认为自己已经向李直方许下承诺，因此坚持不报升迁之事。元祐七年，苏轼调任扬州知州。发运司原本负责东南地区的漕运法规，允许船夫私载货物，并对商人征税但不得刁难。因此，船夫们往往因此致富，他们视官船为家，修补船只漏洞并周济船夫中的贫困者，所以他们的船只通常能够安全快速地到达目的地。但近年来，朝廷不忍看到征税过程中的小失误，便一律禁止私载货物，导致船只破旧、船夫困顿，许多人甚至偷盗所载货物以维持生计，公私双方都深受其害。苏轼上奏请求恢复旧制，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不到一年时间，苏轼又被召回朝廷担任兵部尚书，并兼任侍读。这一年，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天地，苏轼担任卤簿使，负责引导皇帝进入太庙。途中，有贵戚的车驾与皇帝仪仗争道，不肯避让。苏轼在车中立即上奏弹劾此事。皇帝派遣中使传达命令，要求有关部门整顿仪仗护卫。不久之后，苏轼升任礼部尚书，并再次兼任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高丽国派遣使者向朝廷请求赐书，朝廷按照惯例全部应允。但苏轼认为：“汉朝时东平王请求赐予诸子书籍及《太史公书》，朝廷尚且不肯给予。如今高丽所求更甚于此，怎能轻易赐予呢？”因此他反对这一决定，但朝廷并未听从他的意见。苏轼在处理事务时始终坚持正义，不愿随波逐流，于是请求外调郡县任职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元祐八年，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定州长期治理不善，尤其是军事政务松弛，武卫士兵骄横懒惰且缺乏训练，军校则侵吞士兵的粮食和赏赐，士兵们敢怒不敢言。苏轼到任后，首先严惩了那些贪污最为严重的军校，将他们发配到边远恶劣之地，然后着手修缮营房，并禁止军中赌博和酗酒。随着军中衣食条件的逐渐改善，苏轼开始整顿军纪，教授士兵战法，士兵们对他既敬畏又信服。然而，仍有一些军校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于是唆使士兵以贪污的罪名控告长官。苏轼对此严肃处理，他说：“这些事情我可以自行处理，但如果你们去告发，只会引起军中的混乱。”于是，他也将这些煽动告发的士兵发配远地，军中这才安定下来。春季大阅兵时，由于军礼久未举行，将吏们已不懂得上下尊卑之分。苏轼下令恢复旧制，元帅穿着常服坐在帐中，将吏们则穿着军服奔走执事，各尽其职。副总管王光祖自恃老将，对此感到羞耻，起初称病不出。苏轼便让书吏起草奏章准备上报朝廷，王光祖得知后震惊恐惧，连忙出席阅兵，整个阅兵过程中无人再敢怠慢。定州百姓纷纷赞叹，说自从韩魏公离开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军礼了。当时，北方边境长期和平，边防军队久未经历实战，面临战事时可能不堪一用。只有沿边的弓箭社兵与敌寇为邻，他们以战斗和射术自卫，仍被称为精锐之师。前任宰相庞公守边时，曾根据当地习俗组建队伍，这些队伍由将校统率，赏罚分明，行动迅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逐渐松弛，又被保甲制度所干扰，弓箭社兵的作用也逐渐减弱。苏轼上奏请求免除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的负担，并建议长官们定期慰劳这些士兵，但朝廷并未采纳这一建议。议论此事的人们都感到十分惋惜。
　　当时正值朝廷惯例废弃旧臣的时期，苏轼因在中书舍人任上起草过贬谪官员的制书，直接陈述了他们的罪行，并被诬陷为诽谤朝廷，因此在绍圣元年，他被贬为英州知州，并且不久后又降了一级官职。在他前往英州的途中，再次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苏轼以侍从的身份被贬到岭南，成为当地的编户，只带着小儿子苏过随行。尽管受到瘴疠之气的侵袭和蛮人的侮辱，他内心却平静无波，毫不介意。无论遇到的是贤能还是愚昧的人，他都能赢得他们的欢心。他为患病的人提供药物，为死去的人料理后事。他还带领众人建造了两座桥，以方便病人过河。因此，惠州人民都非常爱戴和尊敬他。苏轼在惠州居住了三年，但大臣们认为对他的流放还不够严厉，于是在绍圣四年，又将他贬为琼州别驾，安置在昌化。昌化是个不宜人居的地方，饮食不周，医药缺乏。苏轼初到时只能租借官屋避风雨，但官府甚至不允许他这样做。于是，他买地建房，昌化的士人们纷纷运来土块和砖瓦帮助他，最终建起了三间房屋。尽管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苏轼却能以芋头为食，饮水度日，并以著书为乐。他时常与当地的父老乡亲交往，毫无隔阂。元符三年，朝廷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他最初被迁往廉州，再迁往永州，后来恢复了朝奉郎的官职，并被任命为成都玉局观的提举，居住地点由他自行选择。自元祐年间以来，苏轼从未因年资考核而请求升迁，因此他的官职也就停留在了这里。他被封为轻车都尉，并赐予武功县开国伯的爵位，享有九百户的食邑。当他准备前往许州时，因暑病暴发而中途停留在常州，并最终在那里去世。
　　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苏轼请求退休，以原官职致仕，之后不久便去世了。在他去世前不到十天，他独自让儿子们陪伴在侧，说：“我生平没有做过恶事，死后也必定不会堕落。你们一定要谨慎，不要哭泣而扰乱了我的平静离去。”当被问及后事时，他没有回答，只是安详地离世了，这一天是七月的丁亥日。苏轼娶的王氏夫人，被追封为通义郡君。他的继室是他的妻妹，也被封为同安郡君，但她先于苏轼去世。苏轼有三个儿子，长子苏迈，曾任雄州防御推官，并管理过河间县的事务；次子苏迨；三子苏过，三人都担任过承务郎的官职。他有六个孙子，分别是苏箪、苏符、苏箕、苏籥、苏筌和苏筹。闰六月的癸酉日，苏轼被安葬在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
    苏轼在文学上的造诣，可以说是天赋异禀。他年少时与弟弟苏辙一同师从父亲，起初喜欢研读贾谊、陆贽的文章，讨论古今治乱之道，从不空发议论。后来读到《庄子》，他感慨地说：“我过去心中有所感悟，但无法用言语表达，如今看到《庄子》，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于是，他写出了《中庸论》，其论述精妙微妙，都是古人未曾阐明的见解。他曾对苏辙说：“我看当今的学者，只有你能与我相提并论。”被贬到黄州后，他闭门深居，专心写作，文章风格大变，如同江河之水汹涌澎湃，让苏辙都望尘莫及。后来，他又研读佛家经典，深刻领悟了事物的本质，结合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辩论起来博大精深，浩渺无垠。晚年时，他们的父亲研读《易经》，通过玩味卦象，领悟了刚柔、远近、喜怒、逆顺等情感变化，并以此来解读卦辞，无不迎刃而解。他创作了《易传》但未完成，临终前嘱咐苏轼继续他的工作。苏轼含泪受命，最终完成了这部著作，使得《易经》中的微言大义得以焕发光彩。此外，他还创作了《论语说》，时常揭示孔子的未发之秘。在海南时，他写成了《书传》，推究阐明了上古时期失传的学问，很多内容是前代儒者所未能领悟的。完成这三部著作后，他抚摸着书卷感叹道：“当今世人或许还不能完全信服，但后世若有君子，定能了解我的用心。”无论是遇到什么事情，他所写的诗、骚体、铭记、书檄、论说文等，都远超常人。他留下了《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等著作。他的诗风原本接近李白、杜甫，晚年又特别喜爱陶渊明，追和陶诗几乎遍及陶集，共编成四卷。他自幼喜爱书法，到老也不厌倦，自称比不上晋人，但接近唐代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水平。他一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轻视钱财，乐善好施。伯父苏涣早逝，子孙尚未自立，姑母杜氏去世未葬，父亲临终前留有遗言。苏轼服丧期满后，便按礼制安葬了姑母。等到他可以做官荫补亲属时，又上奏请求让伯父的曾孙苏彭得到官职。他见到好人好事就称赞，唯恐自己称赞得不够；见到不善的人和事就指责，唯恐自己指责得不彻底；见到正义之事就勇于去做，不考虑个人安危。因此他多次被世人所困，但始终不以为憾。孔子称赞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说：“他们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苏轼正是这样的人。


注释
子瞻：苏轼。
谪居（zhé jū）：意思是贬谪后住在某地。
明年：第二年。
被病：指疾病缠身。
毗陵：今江苏省常州市。
咨嗟：叹息。
辄：就，总是。
钤辖：宋代武官名。
恣：放纵。
徙：调动官职。
屦杖：指古礼年五十得扶杖。
讫事：竣工。


简析
文中简洁而全面地回顾了苏轼的一生，高度评价了他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多方面的卓越成就，赞扬其豁达乐观、正直无私、关爱百姓的高尚品德；还强调了苏轼在当时及后世产生的广泛影响。这篇文章深情地记述了苏轼的生平事迹、逝世及其深远影响，同时表达了作者苏辙对兄长的深厚情感与哀悼之情。


创作背景
　　读苏轼传记，使人感到，在苏轼的禀性中，有一种天然的道家素质。《宋史·苏轼传》说苏10岁时，父亲苏洵游学四方，苏轼就由老师张易简与其母程氏教读。到了苏20岁左右时，他对庄子思想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 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这就是说，在苏轼未读《庄子》之前，就已形成了与庄子相似的人生观，只是还未能用文字把它们表达出来而已，待到见了《庄子》，才知道庄子已经讲了他心中要讲的话。两个文化巨人，相距千年而心心相契，可谓是“忘年交”了。

先秦庄子《佝偻者承蜩》
孔子等《樊迟仲弓问仁》
孟子及其弟子《鱼我所欲也》荀子《修身》乐正克《学记》左丘明《子鱼论战》
左丘明《楚归晋知罃》
左丘明《祁奚荐贤》
左丘明《阴饴甥对秦伯》左丘明《晋灵公不君》
左丘明《王孙满对楚子》左丘明《石碏谏宠州吁》
左丘明《申胥谏许越成》
公羊高《吴子使札来聘》吕布韦《人有亡斧者》
佚名《单子知陈必亡》佚名《展禽论祀爰居》佚名《齐宣王见颜斶》
佚名《王孙圉论楚宝》佚名《里革断罟匡君》《挂牛头卖马肉》

汉人刘启《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
贾谊《治安策》
贾谊《论积贮疏》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司马迁《五帝本纪赞》司马迁《外戚世家序》
司马迁 《游侠列传序》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司马迁《酷吏列传序》司马迁《报任安书》司马迁《伯夷列传》
司马迁《屈原列传》司马迁《张释之冯唐列传》司马迁《秦楚之际月表》司马迁《项羽之死》
司马相如《上书谏猎》司马相如《难蜀父老》
东方朔《答客難》扬雄《酒箴》
扬雄《解嘲》枚乘《上书谏吴王》
路温舒《尚德缓刑书》
王充《击壌翁论》
刘向《鲁共公择言》
刘向 《太子晋解》(节选)
刘向《 三人成虎》
刘向《孟母三迁》
佚名《威后问齐使》
班固《两都赋序》
班固《封燕然山铭》孔融《论盛孝章书》戴圣等《学者有四失》

魏晋南北朝旧唐书·杜甫传曹操《述志令》
曹操《求贤令》
曹操《祀故太尉桥玄文》曹丕《与吴质书》
曹丕 《与朝歌令吴质书》
曹植《求自试表》
曹植 《与杨德祖书》
阮籍《大人先生传》嵇康《声无哀乐论》孔稚珪《北山移文》
干宝《宋定伯捉鬼等》吴均《与朱元思书》郦道元《巫山巫峡》
郦道元《西陵峡》
郦道元《三峡》
张载《剑阁铭》
祖鸿勋《与阳休之书》
刘峻《广绝交论》李康《运命论》
陶渊明《自祭文》
陶渊明《与子俨等疏》
陶渊明《白水素女》
陶弘景《答虞中书书》陶弘景《答谢中书书》萧统《陶渊明传》
萧统《陶渊明集序》范晔《张衡传》

唐人陈子昂《修竹篇序》
魏征《谏太宗十思疏》
魏徵《十渐不克终疏》
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
王绩《醉乡记》李华《吊古战场文》
李白《与韩荆州书》李善《上文选注表》沈既济《枕中记》
阎伯理《黄鹤楼记》白居易《醉吟先生传》
白居易《冷泉亭记》
白居易《养竹记》白居易《与元微之书》
白居易《三游洞序》
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柳宗元《宋清传》
柳宗元《梓人传》
柳宗元《蝜蝂传》柳宗元《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柳宗元《永州龙兴寺东丘记》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记》柳宗元《石涧记》
柳宗元《小石城山记》
柳宗元《袁家渴记》
柳宗元《观八骏图说》柳宗元《吊屈原文》
柳宗元《乞巧文》柳宗元《箕子碑》
柳宗元《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柳宗元《送薛存义序》
柳宗元《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柳宗元《三戒》柳宗元《敌戒》
韩愈《争臣论》韩愈《柳子厚墓志铭》韩愈《柳州罗池庙碑》
韩愈《送石处士序》
韩愈《荆潭唱和诗序》
韩愈《送区册序》韩愈《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韩愈《蓝田县丞厅壁记》韩愈《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
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
韩愈《祭鳄鱼文》
韩愈《送穷文》
韩愈《祭十二郎文》韩愈《祭田横墓文》韩愈《祭柳子厚文》
韩愈《获麟解》
韩愈《师说》韩愈《医说》韩愈《讳辩》
韩愈《原毁》韩愈《原道》
韩愈《争臣论》
韩愈《论佛骨表》
韩愈 《子产不毁乡校》韩愈《应科目时与人书》
韩愈《张中丞传后叙》韩愈《圬者王承福传》李商隐《李贺小传》
陆龟蒙《野庙碑》妙瓦底寓言：陆龟蒙《招野龙对》
刘禹锡《说骥》
任华《送宗判官归滑台序》
罗隐《英雄之言》

宋人王禹偁《待漏院记》
王禹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
沈括《活板》
司马光《训俭示康》
司馬光《与王介甫书》张载《东铭》
张载《西铭》
欧阳修《朋党论》欧阳修《纵囚论》
欧阳修《五代史宦者传论》
欧阳修《伶官传序》欧阳修《送曾巩秀才序》
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欧阳修《释秘演诗集序》
欧阳修《祭石曼卿文》
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
欧阳修《六一居士传》
欧阳修《养鱼记》
欧阳修《游鲦亭记》
欧阳修《偃虹堤记》欧阳修《伐树记》
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
欧阳修《非非堂记》
欧阳修《丰乐亭记》
欧阳修《真州东园记》欧阳修《与高司谏书》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苏洵《张益州画像记》
苏洵《木假山记》苏洵《仲兄字文甫说》苏洵《送石昌言使北引》
苏洵《心术》苏洵《辨奸论》苏轼《贾谊论》苏轼《范增论》苏轼《晁错论》苏轼《荀卿论》苏轼《六国论》苏轼《刑赏忠厚之至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苏轼《三槐堂铭》苏子瞻《启铭二首》苏轼《墨妙亭记》
苏轼《喜雨亭记》
苏轼《超然台记》苏轼《宝绘堂记》
苏轼《放鹤亭记》
苏轼《盖公堂记》苏轼《凌虚台记》苏轼《眉州远景楼记》苏轼《雪堂记》
苏轼《记游松风亭》
苏轼《游沙湖》苏轼《记游定惠院》苏轼《又答王庠书》苏轼《答秦太虚书》
苏轼《滟滪堆赋并序》苏轼《书黄子思诗集后》
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苏轼《方山子传》
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
苏轼十八篇脍炙人口的古文苏辙《武昌九曲亭记》苏辙《黄州快哉亭记》
苏辙《待月轩记》苏辙《南康直节堂记》
苏辙《巢谷传》
苏辙《孟德传》
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曾巩《赠黎安二生序》
曾巩《寄欧阳舍人书》
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
曾巩《醒心亭记》
曾巩《道山亭记》
曾巩《饮归亭记》曾巩《学舍记》
曾巩《墨池记》
曾巩《秃秃记》
曾巩《宜黄县学记》
黄庭坚《书幽芳亭记》
秦观《龙井题名记》
秦观《精骑集·序》
王安石《答司马谏议书》王安石《游褒禅山记》
王安石《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
王安石《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王安石《答曾子固书》
王安石《材论》
王安石《上人书》
李格非《洛阳名园记》
王辟之《于令仪诲人》
文天祥《指南录后序》文天祥《衡州上元记》张孝祥《观月记》谢翱《登西台恸哭记》
吕祖谦《东莱左传博议》周密 《观潮》朱熹《诗集传序》朱熹《江陵府曲江楼记》李觏《袁州州学记》
陆游《烟艇记》
陆游《过小孤山大孤山》
钱公辅《义田记》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李清照《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

金人元好问《送秦中诸人引》
元人李孝光《大龙湫记》

明人刘基《活水源记》
刘基《松风阁记》
刘基《苦斋记》刘基《工之侨献琴》刘基《司马季主论卜》
王阳明《瘗旅文》王阳明《尊经阁记》
王阳明《象祠记》王阳明《教条示龙场诸生》
王守仁《观德亭记》
王世贞《蔺相如完璧归赵论》王鏊《亲政篇》
李贽《又与焦弱侯》
李贽《题孔子像于芝佛院》
宋濂《送东阳马生序》宋濂《送天台陈庭学序》
宋濂《看松庵记》宋濂《环翠亭记》
宋濂《阅江楼记》
高启《游灵岩记》
桑悦《独坐轩记》祁彪佳《妙赏亭》杜琼《雪屋记》方孝孺《深虑论》
方孝孺《蚊对》归有光《项脊轩志》归有光《寒花葬志》
归有光《顺德府通判厅记》
归有光《杏花书屋记》
归有光《宝界山居记》
归有光《吴山图记》归有光《沧浪亭记》袁中道《游岳阳楼记》
袁中道《再游桃花源》袁宏道《西湖游记二则》袁宏道《天目》袁宏道《晚游六桥待月记》
袁宏道《初至西湖记》袁宏道《虎丘记》
袁宏道《满井游记》
袁宏道《晚游六桥待月记》袁宏道《观第五泄记》袁宏道《送江陵薛侯入觐序》袁宏道《徐文长传》
袁宗道《极乐寺纪游》
方孝孺《答许廷慎书》方孝孺《蚊对》李流芳《游虎丘小记》陈洪绶《涉园记》汤显祖《牡丹亭记题词》
张岱《陶庵梦忆序》
张岱《虎丘中秋夜》张岱《炉峰月》
张岱《夜航船序》张岱《鲁藩烟火》
张岱《自为墓志铭》
张煌言《奇零草序》侯方域《李姬传》唐顺之《任光禄竹溪记》
徐霞客《游大理日记》
徐霞客《游雁荡山日记》魏学洢《核舟记》
魏禧《大铁椎传》
李桢《六国论》宗臣《报刘一丈书》

清人汪琬《传是楼记》周容《渡者之言》
戴名世《数峰亭记》戴名世《河墅记》
戴名世《醉乡记》
沈德潜《游虞山记》
袁枚《峡江寺飞泉亭记》袁枚《祭妹文》袁枚《随园记》袁枚《黄生借书说》
袁枚《书鲁亮侪》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
方苞《送左未生南归序》
方苞《逆旅小子》
刘大櫆《息争》
刘大櫆《骡说》
刘大櫆《游三游洞记》
曹雪芹《芙蓉女儿诔》梅曾亮《游小盘谷记》
梅曾亮《记棚民事》
李渔《芙蕖》郑燮《范县署中寄舍弟墨第四书》
郑板桥《潍县署中寄舍弟墨第一书》
纪昀《河中石兽》
纪昀《狼子野心》蒲松龄《促织》
蒲松龄《地震》
蒲松龄《聊齋自誌》
龚自珍《病梅馆记》管同《登扫叶楼记》
恽敬《游庐山记》
林铁崖《口技》
曾国藩《原才》
姚鼐《游双溪记》
姚鼐《登泰山记》
姚鼐《游媚笔泉记》
姚鼐《复鲁絜非书》姚鼐《左仲郛浮渡诗序》
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
俞樾《留园记》
俞樾《俞楼诗记》张裕钊《游虞山记》刘开《问说》
徐珂《乔山人善琴》
近现代严复《救亡决论》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王国维《此君轩记》
林觉民《与妻书》
林纾《记九溪十八涧》
邹弢《贾人食言》

其它10篇最美的古文佚名《樵夫毁山神》
佚名《刘弇遇东坡》佚名《桑生李树》佚名《文天祥就义》佚名《神童庄有恭》

楚剑赋夫

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舟至淮、浙。秋七月，被病，卒于毗陵。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饭僧慧林佛舍。呜呼，斯文坠矣！后生安所复仰？公始病，以书属辙曰：“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

三余草堂

楚剑赋夫 发表于 2025-7-14 09:29
予兄子瞻，谪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海内，泽及鸟兽。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归。舟至淮、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