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的发展演变【转载】

白云客

                                                                  汉语的发展演变

上古、中古音韵系统 (2011-11-16 11:17:15)转载▼ 标签： 王力 拟 汉语语音 发展总表 文化        分类： 语言文字    一、上古音韵系统         研究上古音的主要材料，根據陳師伯元參酌清許翰〈求古音八例〉及諸家之說，綜合言之，歸為十類：一是古代韻文，二是說文諧聲，三是經典異文，四是說文重文，五是古籍音讀，六是音訓釋音，七是古今方言，八是韻書系統。九是譯語對音，十是同語族語。         上述文獻固然豐富，但因各家取捨有所差別，關於上古音韻的分析，目前仍舊眾說紛紜。本網暫依《唐作藩‧上古音手冊》之說，定為三十一聲類、十一韻類三十韻部、四聲。          附錄〈上古聲類表〉，採用中古時期等韻學的分析模式，列示上古聲類的五音清濁。〈上古韻部表〉則按照陰陽入韻部對轉關係，列示上古韻部。〈上古音節表〉依照唐作藩先生的分析，仿照等韻圖的做法，挑選各個上古音類的代表字填入適當的位置，以便學者掌握上古音韻系統的梗概。〈上古字音表〉則是將本系統所有上古字音完全納入，不僅可以了解整個音韻系統，更可將本表視為《上古音手冊》的縮影，利用 Excel 的搜尋功能，迅速查詢漢字的上古音類。【上古聲類表＼上古韻部表＼上古音節表＼上古字音表】              二、中古音韵系统     中古，是漢語音韻史的一個重要時期。一般所謂的中古音，係以隋唐時代為中心，上推至魏晉南北朝，向下延伸到宋朝。跨越的時間，有一千多年之久。這個時代，發明了反切注音的方法，使得漢字的注音，達到科學的標準。有識之士，將整個音韻系統的重要字音，例用反切注音，而編成了韻書，這是我們研究中古音最直接、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其次就是中古後期發明的等韻圖，將不同字音之間的關聯性，更有條理地呈現出來，成為分析中古音韻系統的另一項科學記錄。在這一千年間，音韻當然也有變化，我們僅就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作──廣韻一書──，運用等韻學的原理，分析其聲、韻、調類系統。     熟悉中古音，是上推上古音，下推現代方言音讀的基礎。現代漢語方言的正音，方言本字的探究，方言和古音之間，乃至不同方言之間的對應規律，都與廣韻的音韻系統密切相關。          附錄〈中古聲類五音清濁表〉，採用黃季剛先生的分類，並配合等韻學的分析，列舉四十一聲類的五音清濁。〈中古韻攝等呼配合表〉則依照等韻學，分析廣韻兩百零六韻的韻、攝、等、呼配合關係。〈廣韻韻目四聲相承關係表〉則依照韻母類型，將兩百零六韻加以組織配對。〈廣韻反切上字表〉列舉廣韻所有反切上字，並依黃季剛先生的分析加以歸類。〈廣韻音節表〉則依照廣韻反切，仿照等韻圖的做法，將各反切的代表字填入適當的位置，以便學者掌握廣韻音類的概況。〈廣韻字音表〉更將本系統所有廣韻字音完全納入，不僅可以了解整個音韻系統，更可將本表視為廣韻的縮影，利用 Excel 的搜尋功能，迅速查詢漢字的中古音類。【中古聲類五音清濁表、中古韻攝等呼配合表、廣韻韻目四聲相承關係表、廣韻反切上字表、廣韻音節表、廣韻字音表】             三、国语音韵系统         國語是北方官話方言的一支，官話則是漢語十大方言之中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種。國語的音韻具有許多特點，尤其是跟南方閩客吳粵方言相比，亙是迥然有別。         國語聲母具有捲舌音，這在世界語言之中並不常見，塞擦音分為三組，這也是相當複雜的一種組合。國語的元音除了有展圓之別外，還有三個音值不同的舌尖元音。韻頭具有四呼，也比一般南方方言複雜。就聲韻的結合規律而言，舌尖塞擦音跟舌根塞音和擦音在前高元音之前都已經顎化為舌面音，這些大體上都是新興的演變。          中古的入聲韻，國語完全消失了塞音韻尾，而併入了開尾韻；鼻音韻尾也有合併的現象；入聲調也併入了陰陽上去四聲。元音類型複雜，韻類總數卻不多，調類也只有四個。這些也都跟南方方言大異其趣。          本單元分別介紹國語的聲韻系統。附錄〈國語字音表〉詳列 BIG5 碼所有漢字的國語音讀。字音表的編排，仿照中古等韻圖的編排規則，以每一聲母分佔一行，同韻同調的排在同一列，〈國語音節表〉也仿照這種方式製作。唯音節表主要目的在呈現所有音節，因此每一音節僅列舉一字做代表；至於字音表，則詳列所有字音；一方面具有音節表的功能，另一方面，則又具有韻書周全完備的優點。【國語聲母系統、國語韻母系統、國語音節表、國語字音表】          四、闽南语音韵系统        「台灣閩南語」(簡稱「台語」)  源自大陸閩南語，是閩語的一大分支，屬於漢語十大方言之一。其使用人口雖只有漢語總人口數的 5.6% ， 但除了獨佔多數的官話方言之外，閩語卻是僅次於吳語的漢語第三大方言。閩語的重要，不僅在於人口的多寡；更重要的是，由於偏處東南一隅，反而保留了更多古音的遺跡。例如：古輕唇歸重唇(分芳讀ㄅㄆ)，舌上歸舌頭(端知同讀ㄉ)，以及官話方言已經消失殆盡的入聲……等等，都是研究漢語音韻史的寶貴資料。          和通行的國語相比，台語有極其特殊的音韻特徵，例如：濁塞音 (b、g) 、半低元音 (oo)，都是國語所缺少的音位。結合成音節之後，尤為複雜。就韻母而言，國語只有開尾韻和鼻尾韻兩大韻類，台語則除此之外尚有塞尾韻、鼻化韻、輔音成韻和鼻化塞尾韻，這些都不是只會國語的人所能夠輕易掌握的。就聲調而言，本調七聲，原本就比國語四聲複雜，再加上連讀變調和各種輕聲，更顯得變化多端。凡此均應仔細考究，才能精確掌握台語的讀音。     國台語音韻之間，雖然存在許多差異，以致彼此不能通話；但因其同源自古代漢語，故其字音之間，仍然存在相當整齊的對應規律。例如國語讀ㄈ聲母的，台語讀書音都讀作ㄏ (h) ,口語音則讀為ㄅ (p) 或ㄆ (ph)，僅有極少數的例外。其餘諸如ㄓㄔ對ㄉㄊ、ㄐㄑㄒ對ㄍㄎㄏ……等等，以至韻母、聲調，都存在相當整齊的對應規律；有些看似混亂，但若加上其它條件綜合分析，則會顯得更有條理。善於掌握這些字音對應規律，便可以舉一反三、聞一知十，是輔助雙語學習的良好基礎。         附錄的〈台灣閩南語聲母系統〉及〈台灣閩南語韻母系統〉，係以臺羅拼音為標準，列出台語普通腔及部分台語特殊腔的聲韻調系統，以便學員確實掌握台羅拼音的用法，並與國語音韻略作比較。根據個人教學經驗，台語調類的分辨，並非初學者所能輕易掌握，因此另外增列〈中古與現代國語、閩南語調類關係表〉、〈閩南語調值比較表〉和〈台語調類分辨法〉，透過古今調類的分合關係，並參考台語普通腔的調值特性，提出分辨台語調類的簡易方法，應可輔助學員儘快熟悉台語調類的分辨方法。〈台灣閩南語受到台灣國語影響的音變趨向〉對台灣閩南語及國語音韻系統略做分析比較，並探討雙語之間的音韻對應規律，進而分析台灣閩南語受到台灣國語影響之後的變異趨向，對於閩南語正音學習，應能發揮警示的作用。〈台語音節表〉可以展現台語所有音韻結合的條件，也可以提供讀者熟悉台語拼音的簡易音節表。〈台語音節表〉則將系統所有台語字音完全納入，除了結合韻書跟韻圖的主要功能外，並建立各音節與聲音檔的連結，以便使用者進一步熟悉所有台語音節的拼音。詳情請參閱〈漢字同音字表的新作法〉。【台羅拼音與國際音標對照表、台灣閩南語聲母系統、台灣閩南語韻母系統、閩南語調值比較表、中古與現代國語、閩南語調類關係表、台語調類分辨法、台灣閩南語受到台灣國語影響的音變趨向、漢字同音字表的新做法、台語音節表、台語字音表】 　　五、客语音韵系统 　　客家話使用人口佔漢族總人口百分之四，遍布長江以南的許多地方，主要在廣東東北，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北部，廣西南部、湖南、四川也有客家方言島，台灣及東南亞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越南、菲律賓僑民，都是客家話分布區。 　　楊福綿先生在《客方言的音韻成素》(Elements of Hakka Dialect，1967) 一文中，以語音特徵把客家方言區分為七個次方言區，各取幾個定點來分析它們的不同，大致可以得到下面的差別： 　　1、梅縣區：包括梅縣、平遠、蕉嶺、新竹 (台灣)。 　　　(1)    聲母：無捲舌音。 　　　(2)    韻尾：-m –n –ng –p –t –k 六個輔音韻尾俱全。 　　　(3)    聲調：陰平、陽平、上聲、去聲、陰入、陽入六個調。 　　2.、興寧區：包括興寧及其臨近區域。 　　　(1)    聲母：有捲舌音。 　　　(2)    韻尾：只有 –n –ng –t –k 四個輔音韻尾。 　　　(3)    聲調：和梅縣一樣六個調。 　　3、饒平區：饒平一帶。 　　　(1)    聲母：沒有捲舌音，但有時用 f- 代替梅縣的 s-。 　　　(2)    韻尾：有 -m –n –ng –p –t –k 六個輔音韻尾。 　　　(3)    聲調：只有陰平、陽平、上聲、陰入、陽入五個調。 　　4、海陸區：包括海豐和陸豐地區。 　　　(1)    聲母：有舌尖面聲母。 　　　(2)    韻尾：有 -m –n –ng –p –t –k 六個輔音韻尾。 　　　(3)    聲調：去聲分陰陽，共有七個調。 　　5、香港區：包括香港、沙頭角和中山地區。 　　　(1)    聲母：沒有捲舌聲母，但 n- l- 不分。 　　　(2)    韻尾：有 -m –n –ng –p –t –k 六個輔音韻尾。 　　　(3)    聲調：和梅縣一樣有六個調。 　　6、汀州區：包括長汀及鄰近區域。 　　　(1)    聲母：有舌尖面聲母。 　　　(2)    韻尾：有鼻化韻。-m -p –t –k 都變成喉塞音。 　　　(3)    聲調：因為韻尾都是喉塞音，所以沒有入聲調分陰陽的現象，喉塞入聲和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共五個調。 　　7、 四川區：包括華陽及鄰近其他地域。 　　　(1)    聲母：沒有捲舌聲母，但 n- l- 不分。 　　　(2)    韻尾：沒有 -m –p –t –k 等輔音韻尾，而有喉塞音。 　　在台灣地區的客家話以梅縣區 (四縣話) 和海陸區 (海陸話) 為主，居民大多分布在台北到彰化之間及屏東六堆、高雄美濃一帶。其中桃園的中壢、平鎮、龍潭等地以說四縣話為主，而觀音、新屋、楊梅則以說海陸為主。新竹縣的竹東、橫山、關西、新埔、湖口、寶山、芎林等地的客家人佔全縣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以說海陸話為主。苗栗通行四縣話，除靠海的苑裡、通霄、後龍、竹南、三灣及卓蘭有閩南人居住以外，其餘苗栗、公館、頭份、大湖、銅鑼、三義、西湖、南庄、頭屋等鄉鎮，幾乎都是講四縣客家話，因此苗栗在台灣就成為客語的大本營，也就是梅縣區 (四縣話) 的中心。其他除了在新竹及台中東勢有部分說饒平話以外，客家人住地就要跳接到高雄美濃及屏東的長治、新埤、萬巒、竹田、內埔、麟洛、佳冬、高樹等地，這一帶客家人也以說四縣話為主（資料來源：羅肇錦著《台灣的客家話》臺原出版社 1990）。【台灣四縣客語聲母系統、台灣四縣客語韻母系統、 台灣客家話調值比較表、台灣四縣客語音節表、台灣四縣客語字音表】          六、古今音韵对应规律          由於現代漢語方言主要源自中古漢語，因此都與中古漢語 (以廣韻為代表) 存在相當整齊的對應規律，中古漢語又源於上古漢語，兩者之間也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對應規律。本單元綜合比較上古、中古與現代國台客語各音韻系統的字音對應規律。由於台語文白音讀差異破大，因此關於台語與古今漢語的對應規律統計表，均分別就所有字音和單純文讀兩方面來分析，最後再對台語文白系統的對應關係做統計。         透過古今字音對應規律的分析整理，可以做為構擬古音音值，推斷方言正音，考證方言本字的主要依據。至於國台客語間的字音對應規律分析，則可以做為方言比較及第二方言學習的重要參考。        上列各字音對應關係，均以 Excek 樞紐分析表完成。首先列出雙語基本語料，做為統計的依據。再就聲韻調各方面分別做對應關係的統計。使用者可以就統計結果分析其主要對應規律及其例外現象。點擊樞紐分析表中任何一個儲存格中的數字，則可以查閱符合該類對應關係的所有例字。【上古與中古字音對應關係表、中古與國語字音對應關係表、中古與台語字音對應關係表、中古與台語文讀字音對應關係表、 中古與客語字音對應關係表、國語與客語字音對應關係表、國語與台語字音對應關係表、國語與台語文讀字音對應關係表、台語與客語字音對應關係表、台語文讀與客語字音對應關係表、台語文白字音對應關係表】            七、中古音类辨识法         承前所述，中古音是上推上古音，下推現代方言音讀的基礎。如能熟悉各個漢字的中古音類，對於分析現代方音，品味古詩韻律，抑或探究古籍訓詁，均有其便利性。         現代漢語方言既與中古漢語存在整齊的對應規律，透過對這些規律的分析，自可找出根據今音以辨別古音類別的條理。當然，古今字音演變複雜，有些古代劃然有別的音類，現代方言早已混同；故欲從今音以分辨古音，未必都能剖析清楚。本單元乃以台灣學員最熟悉的國台語為基礎，先分析中古音類與現代國台語聲韻調類的對應規律；再以此為前提，進一步說明根據國台語以分辨中古音類的條例。分辨古音的條例並非唯一，要在能夠執簡御繁。本單元主要採用辨音成分的分析方式，而不做個別音類的解析，以免失之瑣碎。辨音成分的條例既能明白，則個別音類的分辨方式，也就自然清楚了。          附錄〈中古與國語字音對應關係表〉及〈中古與閩南語文讀字音對應關係表〉分別列舉資料庫中所有國語讀音及閩南語文讀音和中古音韻類別，並以「樞紐分析表」列出各聲、韻、調主要對應規律；學者除可據此了解主要對應規律外，點擊任一儲存格中的數字，並可檢視符合該項對應規律的所有字例。〈中古音類辨識規則表〉則係結合上述三表所歸納出來的中古音類辨識法則。【中古與國語字音對應關係表、中古與台語文讀字音對應關係表、中古音類辨識規則表】           八、 古今音韻檢索系統     本系統包括上古漢語、中古漢語、現代國語、閩南語和客家話五個音系的語料。語料來源如下： 　　上古音以《唐作藩‧上古音手冊》(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 為依據。本系統共收錄 6569 字的上古音，合計 1426 音類， 6795 筆紀錄。 　　中古音以《廣韻》、《韻鏡》和《經史正音切韻指南》為參考依據。本系統共收錄 10009 字的中古音，合計 3562 音類， 11760 筆紀錄。 　　現代國語以《林尹、高明‧中文大辭典》(文化大學出版部，1993 八版 ) 和《廈門大學‧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2) 為主要依據。本系統共收錄 11080 字的國語讀音，合計 1279 音類， 12082 筆紀錄。 　　閩南語以《董忠司‧臺灣閩南語辭典》(五南出版社，2001) 和《普通話閩南方言詞典》為主要依據。本系統共收錄 6734 字的閩南語音讀，合計 2176 音類， 10028 筆紀錄。 　　客家話以《臺大客語社‧線上客語有聲字典》為依據，擷取台灣客語四縣腔語料。本系統共收錄 9830 字的客家話音讀，合計 1771 音類， 11712 筆紀錄。 　各音系均能以完整音讀或音節成分查詢，並提供布林邏輯組合條件查詢。     古入声今读平声的常用字     A 啊     B 八、捌、剥、逼、憋、鳖、瘪（瘪三）、拨、钵、拔、跋、白、       薄、雹、鼻、勃、渤、博、搏、膊、帛、泊、驳、伯、箔、舶     C 擦、插、拆、吃、出、戳、撮、察     D 答、搭、滴、跌、督、咄、达、得、德、狄、荻、迪、的（的确）、涤、敌、嫡、       笛、籴、迭、谍、堞、牒、碟,蝶、叠、毒、独、读、渎、犊、黩、夺、度、踱、铎     E 额     F 发、乏、伐、筏、罚、阀、佛、弗、怫、拂、伏、茯,服、幅、福、辐、蝠     G 疙、胳、鸽、搁、割、骨、刮、鸹、郭、聒、蝈、轧 阁、格、蛤、革、隔、嗝、膈、葛、国、掴、帼     H 喝、黑、嘿、忽、惚、淴、唿、豁、合、盒、颌、核、涸、阂、合、阖、貉、囫、斛、滑、搳、活     J 击、迹、唧、积、屐、绩、缉、激、夹、结、接、揭、掬、鞠、撅、及、汲、级、极、吉、亟、急、       疾、嫉、棘、集、瘠、藉、籍、颊、嚼、孑、节,杰、劫、洁、诘、捷、竭、截、睫、局、菊、决、       诀、抉、觉、珏、绝、倔、掘、崛、厥、獗、镢、爵、嚼     K 磕、瞌、哭、窟、壳、咳     L 勒、捋     M 抹、摸、没、膜     N 捏     P 拍、劈、霹、撇、瞥、朴、泼、泊、扑、仆、枇、璞     Q 七、戚、漆、掐、切、曲、蛐、屈、缺、阙     S 撒（撒手）、塞（瓶塞儿）、杀、刹（刹车）、失、虱,湿、叔、淑、刷、说、缩、       朔、勺、芍、杓、舌、十、什、石、识、实、食、拾、蚀、孰、塾、熟、赎、俗     T 塌、剔、踢、帖（服帖）、贴、凸、秃、突、托、脱     W 挖、屋     X 夕、汐、矽、吸、昔、惜、析、淅、晰、息、熄、悉,蟋、锡、膝、蜥、瞎、歇、蝎、       楔、削、习、席、袭、媳、檄、匣、侠、峡、狭、硖、辖、胁、协、挟、穴、学、     Y 压、押、鸭、噎、壹、揖、约、曰     Z 匝、咂、扎、摘、汁、只（一只）、织、粥、拙、卓、桌、涿、捉、作（作坊）杂、砸、凿、责、则、       泽、择、贼、扎（挣扎）、轧、闸、铡、宅、翟、着、折、哲、蜇、蛰、辄、辙、执、直、值、殖、       侄、职、妯、轴、竹、竺、烛、逐、灼、酌、茁、镯、啄、琢、卒、族、足、昨        试论“豕”字的上古韵部归属（张富海）     考证具体某个字的上古韵部归属的传统方法，一是根据其在上古韵文特别是《诗经》中的押韵情况，二是根据《说文》谐声。如果某个字既不曾入韵，又没有可资判断韵部的可靠的谐声系列，那么这个字的上古韵部归属就往往很难判定。本文所要讨论的“豕”字就属于这种情况。 　　《说文》九篇下：“豕，彘也。……读与豨同。”段玉裁大概据“读与豨同”，入“豕”字于十五部。①江有诰把“豕”字归入脂部②，并注明“”字从豕声，作为归部的理由。③王力、周祖谟等亦归入脂部。陈复华、何九盈（1987：71），郑张尚芳（2003：463）同样因袭前人之说，定“豕”字的上古韵部为脂部。但是我们认为“豕”字入脂部的两条证据都是有疑问的。 　　第一，关于《说文》的“读与豨同”。古书中有“豕”与“豨”互为异文之例，如：《左传》定公四年“吴为封豕长蛇”，《淮南子·修务》“豕”作“豨”；《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豕韦氏”，《庄子·大宗师》作“狶韦氏”。《方言》卷八：“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豨。”可见“豨”是“豕”在南楚的说法。《淮南子》、《庄子》属于南方作品，所以可能是用楚地方言。那么“豕”之与“豨”应是方言的不同，而不是同音通用的关系。《说文》认为“豕”字“读与豨同”，跟后世读音不合，是很可怀疑的。《说文》读若的性质颇为复杂，有些是纯粹的注音，有些是注明古书假借。我猜想，大概是因为古书中有“豕”与“豨”互为异文的现象，许慎认为是通假或一字异体，所以说“豕读与豨同”。也有可能在许慎的方言里“豕”就是与“豨”同音的。 　　第二，关于“ ”从“豕”声的问题。“ ”字系在“豕”字上方加一“八”形而成④，字形结构并不是很清楚，很难说“豕”就是声符。如“兄”上加“八”形而成“兑”，但“兑”并不从“兄”声。从语音上看，“ ”音徐醉切，无疑是物部合口字，如果“豕”是脂部字（而且可以肯定是开口字），则两字主要元音不同，韵尾不同，声调舒促不同，声母亦不完全密合，“豕”作“”的声符的可能性也是极小的。我们大概找不出同类的现象。段、江区分古韵尚不密，脂、物两部不分，他们由“”从“豕”声所得出的结论仍属合理推断，但以今日的上古音研究水平，而根据物部合口的“”从“豕”声得出“豕”归脂部的结论，则显然是不够严密的。 　　既然把“豕”字归入脂部的两条证据都不可靠，那么“豕”字的上古韵部归属问题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广韵》纸韵弛小韵收“豕”字，反切是“施是切”。可知“豕”字在《切韵》音系中的音韵地位与“弛”字完全相同，都是纸韵开口三等上声书母。我们知道，《广韵》的支韵系字主要有两个上古来源，一是上古支部，一是上古歌部。那么从“豕”字在中古的音韵地位来看，其所属上古韵部最有可能的就是支部和歌部。事实上，确实有人把“豕”字归入支部。像段玉裁，虽然最终把“豕”字定为脂部字，但在《说文解字注》“”字下，他把“豕”归入十六部，即后来的支部；对于“豕”作十五部的“”的声符，则视为合韵。郭锡良（1986：56）也把“豕”字归入支部。郑张尚芳（2003：463）为“豕”字同时拟了支部的音，作为上古较晚的不规则变音。他们大概都是根据“豕”字在《广韵》中是支韵系字而这样做的。段氏后来找到了他认为十分可靠的证据而把“豕”字改入脂部。郭锡良先生应该是看到了“豕”字入脂部没有可靠根据，所以就据其在《切韵》音系中的地位而归入支部。郑张尚芳先生因“豕”字的中古音跟他所构拟的上古脂部音不太吻合，只好又构拟了一个支部的不规则变音。但如前文所指出，《广韵》的支韵系字主要有两个上古来源，除了上古支部以外，还有一半字来源于上古歌部，有什么理由能说“豕”字就一定来源于上古支部呢？我们认为，把“豕”字归入支部缺乏其他证据，而归入歌部则是颇能找到一些证据的。下面说明我们认为“豕”字应该归歌部的其他理由。 　　先从“地”字说起。“地”字的上古韵部归属也曾有争议，朱骏声归入支部，而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王力等都把“地”字归入歌部。（陈复华、何九盈1987：347～348）何九盈先生的《古韵三十部归字总论》（见陈复华、何九盈1987：347～348；又见何九盈2002：72～73）综合前人之说，定“地”为歌部字，可信。此外，从古文字包括秦汉文字来看，“地”字所从的声旁“也”本来是“它”，“也”是“它”之讹（裘锡圭1988：77～78），而“它”是毫无疑问的歌部字，那么“地”字归歌部也是没有问题的。战国文字中，“地”或以“豕”字为声旁，见于行气玉铭、侯马盟书、中山王圆壶等（何琳仪1998：1223），郭店简《忠信之道》4、5号简中两个“地”字也是从“豕”声。战国三晋玺印文字中有从阜从豕从它的字，“豕”、“它”皆声，是两声字，可能就是“地”字的异体。（参何琳仪1998：1224）既然“地”字入歌部，那么能作“地”字声旁的“豕”字也应该以归入歌部为宜。        《说文》九篇下彑部有“彖”字⑤，训为“豕”，读若弛，而《广韵》中“弛”与“豕”同音，那么这个“彖”与“豕”本是完全同音同义的⑥。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认为这个“彖”就是“豕”的异体。马王堆汉墓遣策和木牌中“豕”字正作“彖”形（陈松长等2001：389），可证古人确实曾把“彖”字用作“豕”。《说文》同篇同部又有另一个“彖”字⑦，训为“豕走”，读音是通贯切，就是经典中的彖象字。这两个“彖”其实就是一个字。由于古人曾用“彖”为“豕”，于是“彖”就有了“豕”的音义，《说文》遂因此而分为两字，但字形究竟难分，结果造成大小徐本互相乖谬的局面。通贯切的“彖”上古音显然是元部，那么与之关系如此密切的“豕”字最可能的就是歌部。歌元阴阳对传，能较好地解释两字的通用关系。 　　“蠡”字，江永《古韵标准》归歌部，引刘向《九叹》与“峨”韵，扬雄《长杨赋》与“驼”韵。又引顾炎武说，《文子》之“蠡蚌”即“螺蚌”。《广韵》中“蠡”又音落戈切。可见，“蠡”字确应归入歌部。而“蠡”字有异体作“蟸”，从“豕”，“豕”应该是声旁，这也可以作为“豕”入歌部的一条积极证据。 　　古音学家根据《说文》“彘”从“矢”声，一般把“彘”字归入脂部或质部。但是说“彘”从“矢”声其实并不可信。“彘”字象矢贯入豕身之形，古人以矢射取豕，所以如此，“矢”并不一定就是声符。《广韵》“彘”字直例切，从其中古音韵地位看，上古音应入祭部。《荀子·成相》“彘”与“蔽”、“制”韵，即可为证。郑张尚芳（2003：463）把“彘”字归入祭部，是正确的。《说文》：“豕，彘也”，“彘，豕也”，两字互训；又《方言》卷八：“关东西或谓之彘，或谓之豕”。 “豕”与“彘”极有可能是一对同源词（王力1982：423）。既然“彘”在祭部，那么“豕”归歌部是最合适的。这两个字一在祭部，一在歌部，阴入对转，声母亦相近，它们的密切关系就能得到合理的解释。 　　总之，把“豕”字归入脂部的证据并不可靠；我们主要依据“豕”字的中古音韵地位及其在古文字中的谐声通用关系，认为应该把“豕”字归入上古歌部，这样归部才能使各方面得到最合理的解释。（作者张富海：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本文原文见《汉字文化》2007年第02期） 注释： ①段氏的十五部相当于后来的脂、微、祭、月等部。以“豕”字归十五部，见段氏《说文解字注》“豕”字下及《六书音均表·古十七部谐声表》。但段氏在“”字下注却说“豕”在十六部。前后不一致。当以前者为准。 ②江氏的脂部相当于后来的脂、微两部。 ③见《音学十书·谐声表》。 ④金文中，表示“遂”这个词都用“述”，金文中可靠的“”字可以说没有。《金文编》49页前两栏，旧所释之豕上加一笔的“”，实乃“彖”字（详陈剑：《释金文中的“彖”字》，未刊稿），跟豕上从八的“”无关。第三栏字形不从“豕”，显与“”无关。 ⑤据大徐本。此字小徐本作从彑从豕形，即“彖”中间多出一横。 ⑥《广韵》此字“尺氏切”，与“豕”字音稍有别，恐是后起读音。 ⑦据小徐本。此字大徐本与“”混同。 参考文献： 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陈松长等《马王堆简帛文字编》，文物出版社，2001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何九盈《音韵丛稿》，商务印书馆，2002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 江永《古韵标准》，中华书局，1982 江有诰《音学十书》，中华书局，1993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 容庚等《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 郑张尚芳《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从绥江方言看古汉语语音流变     绪论:绥江县位于云南省最北端、金沙江下游南岸，地处两省（云南、四川）三市州（昭通、宜宾、凉山）结合部，语言及文化受滇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交融影响，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绥江方言十分原始、完好地保存了古入声字的发音，在声调、声母、韵母三个方面，保留了中古时期汉语语音特点，被誉为古汉语语音流变的活化石，对研究古汉语语音流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拟从语音角度分析、论证绥江方言与古汉语语音流变的印证关系，旨在抛砖引玉，希望引起有关部门和各界人士对绥江方言价值的重视，从而将保护、利用绥江方言提上议事日程。     一、绥江方言概述     绥江县位于云南省最北端、金沙江下游南岸，地处两省（云南、四川）三市州（昭通、宜宾、凉山）结合部，大多数绥江人是清朝“湖广填川”时从广东、湖南等地迁徙而来，语言及文化受滇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交融影响，可以说是民族大融合的结果。由于交通不便，相对闭塞，致使绥江话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鲜受外界影响、改变，较为完满地保存了最初的形态。     绥江方言属于西南语音体系，因地理位置和历史沿革，主要分为两个区域：临金沙江一带临接四川宜宾、屏山，包括县治中城镇在内的沿江地带的方言接近四川宜宾口音，称为“河边话”；靠进永善县的中村、板栗一带则接近于永善话，俗称“高山话”。沿江土音具有“高而轻快，发语较捷，多误平声为仄声，误其文元韵为东冬韵，误江阳韵为先寒韵”的特点；高山土音则“促而粗笨，发语较缓，多误平声为仄声”。本文所讨论的绥江方言，指的是沿江方言。     绥江方言在声调上的特点，主要是古入声字及其韵母保留，共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类，其中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与普通话对应整齐，入声调在普通话中已经消融；且绥江方言入声调调值为三三调，高而轻快，在云南保有入声调的方言中，自成调类。绥江方言在声母上的特点是有1个零声母，不分边音和鼻音，即“l、n”不分，为自由变体。在韵母方面，绥江方言主要是换韵现象较为突出，不分前鼻韵和后鼻韵，即“an、ang”不分、“in、ing”不分。此外，绥江方言的歇后语、民间故事、民间俗语俗词中有大量有音无字、却能在古典诗词中找到对应的现象，同时，绥江方言中有大量独具特色和意味的俗语，本文不再列举。     二、绥江方言与古汉语语音流变印证    （一）汉语语音流变分期发展概况     汉语语音的发展演变与中国历史密切相关，语言的演变阶段分别对应了几次大的历史演变。换言之，在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民族大融合过程，也就是汉语语音发展演变的过程。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汉语语音演变分为四个时期：     一是上古时期。指先秦至东汉时期。这个时期是“雅言”形成和第一次语言融合时期。华夏部落联盟使用的原始华夏语，到了周朝发展成为中原一带的民族共同语，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普通话”，至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方言不同，而官方交往、文人讲学、祭祀活动，都使用雅言。孔子就说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到秦统一西汉，各民族语言相互交汇影响。由于缺乏系统的记音方法，这一时期的读音已经无从考证，其与普通话可能声母不同，韵母也可能不同。但我们在阅读《诗经》、《楚辞》等先秦作品中，会发现有这样的现象：一些诗词用普通话读是不押韵的。这个问题早被一些语言学家发现，在明清以前，学者采用“改韵”的方式使读音押韵，从而解决这个问题。     二是中古时期。指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风云际会、群雄争霸的时期，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民族大融合时期。这个时期是古汉语语音形成系统理论的时期。到了晋朝，相继是“五胡乱华”和长达200年的南北分治，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对中原语言及文化带来巨大冲击，上古形成的“雅言”自此结束，汉语语音开始北方方言为基础和重要特征。隋代语言学家陆法言编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语音学著作《切韵》，标志着中古音时代开始。《切韵》将相同韵部的字进行归类、注音和解释，并将声调分为平、上、去、入四声，以后的《唐韵》、《广韵》、《平水韵》等语音学著作，皆以《切韵》为蓝本。这个时代开始，一系列音韵学著作成为士者学人写诗填词的语音规范。     三是近古时期。指宋元明清时期。这个时期古汉语语音在中古时期形成完整理论系统的基础上，发生了颠覆性演变。这个演变跟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关。北宋时期仍然保留了“四声”，可归为中古音时代；至南宋灭亡，四声发生了严重变化，概括为“平分阴阳，入派四声”——即平声分为阴平、阳平，入声消融入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中，北方方言中的入声字全部消失。这个时候，写元曲不能再用《切韵》，过去的音韵学著作不再使用，由新的语音学著作《中原音韵》代之，声调按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四个调类划分，这个调类一直延续至今。到了明朝，标准语音和普通话已经很接近，入声只在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中保留。清兵入关，满语对汉语语音冲击不大，仅增添或改变少数词汇，没有元朝时具有“划时代”意义。     四是现代时期。指“五四”运动至今。民国的国语是北京话，共和国的民族共同语是普通话。北京话是北方方言演变至此的结果，而普通话则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以北京话为标准语音的语言，两者并不等同。     综上所述，汉语语音从上古时代以来，历经中古、近古时代，发展到现代汉语。从语音方面，主要历经了上古时代“雅言”（中国最早的民族共同语），中古、近古时代以北方方言为主的语言，和现代普通话等几个历史时期的演变。    （二）绥江方言与中古语音之相互印证     语音流变主要体现在音调、声母、韵母三个方面。从古汉语演变发展的三个历史时期（即上古、中古、近古时期，不含现代时期）来看，上古由于缺乏系统记音方法致使演变难以考证，发展演变最大的在中古时期和近古时期，但近古以后，古汉语语音逐步发展为现代汉语语音，在声调、声母、韵母方面都无大的变化。所以，研究古汉语语音流变的重点，在于研究中古时期的语音特点和中古向近古演变过程中的语音特点。绥江方言恰好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中古时期汉语语音区别于近现代汉语语音的主要特点，因此说，绥江方言是古汉语语音流变的活化石。下面，从声调、声母、韵母三个方面分别考证绥江方言与古汉语语音之间的印证关系。     1、声调。古汉语在理论体系形成之初，共有平、上、去、入四个声调。后来在演变过程中，平声分为阴平、阳平两个调，这样，在入声消融前，古汉语事实上有五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这与绥江方言的声调十分吻合。绥江方言阴平调值为44调，主要对应中古时期平声清声母字，如帮、多、家、戈；阳平调值为31调，对应中古平声浊声母字，如驼、婆、徒；上声调调值为41调，对应中古上声清、次浊声母字，如可、锁、普；去声为213调，对应中古去声及全浊上声字，如个、借、带；入声调值为33调，对应中古入声，如八、法、客、舌、吃、直、木、族、说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并非仅绥江方言保留入声字，但绥江方言保留入声字一是十分原始和完整，二是调值特殊，为33调，特点是发音短促，但也可以有意延长，三是其韵母自成类别，即以为韵腹，这在保留入声调类的方言中是较为特殊的。入声在近古时期语音演变中，消融入其他三声，主要进入去声。但在朗读和填制古典诗词时，仍然需要入声，一些词牌限押入声韵，如满江红、忆秦娥、钗头凤等，因此研究入声字在现代仍然有着重要意义。用绥江方言区分入声字，有两个通俗简便且较为准确的方法：一是用绥江方言念出来、但普通话无法注音的字，可判定为入声字；二是绥江方言中高山话与沿江话读音有差异的字，也可判定为入声字。     2、声母。首先，来考查中古声母系统在现代汉语中的踪迹。秦汉以前的上古声母系统发展到唐宋中古时代，声母系统的发展趋势是以分化滋生为主。中古有36个声母，现代汉语有21个声母，从发音部位分类分为6组：双唇和唇齿音b、p、m、f，舌间中音d、t、n、l，舌根音g、k、h，舌面音j、q、x，舌间后音zh、ch、sh、r，舌间前音z、c、s。其中唇音一组，囊括了古今汉语所有的否定词。     从语音角度分析，中古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转承演变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唇音的演变。现代汉语有唇音声母b、p、m、f四个，其中双唇音古称重唇音，是b、p、m，唇齿音f是从上古的双唇音分化而来、古称轻唇音，是由重唇音b、p分化而来，是后出现的一个声母；无、未等零声母音节，在中古属于“微母”，声母是唇齿浊辅音V（注音标）。二是从声母送气与不送气来区分，现代汉语6组声母中每组前两个是区别仅仅在于送气与不送气，即b和p，d和t，g和k，j和q，zh和ch，z和c。通过考察若干语素和词发现，送气与否区别语义的功能微乎其微，因此，在古汉语而言，送气音与对应的不送气音可能仅仅是一个音位而已，又或者古汉语本没有送气音，全是由同一个不送气音分化出来的。在读音上，全浊声母清化后，平声送气，仄声不送气；现代的塞音塞擦音声母，读上声的字来自《切韵》的清声母，不送气的是全清，送气的是次清。三是现代汉语舌面音j、q、x和舌根音g、k、h的源头，重叠在《切韵》声母系统的“见溪群晓匣”这一组中古声母中，并且j和g，q和k，x和h分别一一对应，有其演变的规律，在此不赘论。绥江方言的声母共有20个，其中鼻音n和边音l不分，合为一个声母，故比现代汉语少一个声母，此外，有一个零声母v，分类大体与现代汉语相同。     3、韵母。总体说来，古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韵母的变化很大，俗称“换韵”，指古汉语与现代汉语（在此特指普通话）韵母发生了读音改变，导致字的读音改变，表现在平常的阅读中，也体现为用普通话念古典诗词作品不押韵。而在绥江方言中，较好地保存和古汉语韵母的读音，分别列举如下：     一是韵母“e”。普通话念“e”，绥江话发“o（或uo）”的音。例如普通话的“歌、科、和”，绥江话念的是“锅、阔、活”。举《广韵》中押韵的常见字为例，下平声“五歌”：多﹑河﹑戈﹑阿﹑和﹑波﹑科等字， “歌、河、戈、阿、和、科”等字，全都和“多、波”押韵，说明这些字的韵母都是“o”或“uo”，并不是“e”；上声和去声也这样：火﹑舸﹑瑳﹑哆﹑我﹑荷﹑可﹑坷﹑颗﹑左﹑果﹑裹﹑朵﹑琐为押韵字，可见“荷﹑可﹑坷﹑峨、贺﹑课﹑和”等字的韵母都是“o”或“uo”，並不是“e”；入聲字：北、黑、墨、塞、默等字，普通话念的是bei、hei、mo、sai、mo”，绥江方言及古汉语语音念法应该是“be、he、me、se、me”。     二是韵母“ue”。普通话念“ue”，绥江话念“io”。这“io”乃是只存在于南方的复韵母。最典型的例子是入声“十药”中收集的古代同韵字。审视该部的字可以发现，若按普通话发音分类，该部其实收集了４类韵母不同的汉字。第一类是普通话和南方方言相同的发音，如若、弱等字；第二类是恶、阁、鹤等字，绥江话念“wo、guo、huo”，仍然以“o”为末韵母，而普通话发音的韵母却是“e”，如果词中出现这些字，用绥江话念就押韵，用普通话则不押韵，举例如陆游《钗头凤.红酥手》；第三类乐、略、爵、雀、削、鹊、掠等字，绥江话念：“yo、lio、jio、qio、xio、qio、lio”，仍然全是以“o”为末韵母，因为汉语拼音以北京话为制定基础，没有列入“io”这个音素，但此音素确实存在于南方话中。而普通话的标准念法则是“yue、lue、jue、que、xue、lue”，跟“o”一点关系都没有。若用普通话朗诵古诗词，这些字也无法押韵。第四类药、钥、脚、烙，绥江话念是“yo、yo、jio、luo”，仍然全是以“o”为末韵母，普通话则念“yao、yao、jiao、lao”。由此可见，在南方发音中，上述四类字都以“o”为末韵母，用来作诗填词必然押韵，理当收入同一韵部，但以普通话发音则四类字的韵母各不相同，根本就不该收在同一韵部中。这说明以绥江话为例的汉字的南方发音更接近古代汉语发音，而北方发音则改变了很多。     三是韵母“ie”。这个韵母绥江话有两种念法，一是与普通话相同的“ie”，如写、泻、冶、也、姐、且等字，一是绥江方言念“ai”，如入声字叶、帖、贴、接、猎、妾、蝶、叠等，普通话念“ie”，但用绥江方言才押韵。最典型的就是“解”，此字有两种念法，区别只在于声母和声调，韵母都一样。前者如“解放”，后者如“庖丁解牛”，或是作为姓（如“学士解缙”）。对此字，普通话念“姐放、庖丁卸牛、明朝大才子谢缙”，而绥江方言及南方人念“改放、庖丁害牛、明朝大才子害缙”。     四是韵母“ü”。含有该韵母的汉字分两类，一是方言和普通话都念“ü”，如鱼、渔、居、裾、车、渠、余、予等，一是普通话念“ü”，绥江话或南方话念“iu”，如屋、木、竹、目、服、福、祿、熟、谷、肉、族、鹿、腹、菊等；此外，普通话念“ou”，绥江及南方方言念“u”，如肉、轴、粥、六、佛、掘等字，方言发音正与韵书相符。     此外，在绥江方言中，存在前鼻韵和后鼻韵不分的现象，即an和ang，in和ing，en和eng不分，即安和肮，因和鹰，温和翁不分。      湘乡话（湘乡方言）：      湘乡话通行于古湘乡地区，包括今天的湘乡市，双峰县，娄星区以及涟源的一部分（1952年以前一直是一个县）。据查证，湘乡话话是目前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两个古语之一，湘乡话属古楚语。湘乡话是中国方言中是最难懂，也是最难学的方言之一。跟普通话相比，湘乡方言h/f不分（说明湘乡方言至少保留的是北宋初年以前的古音）、n/l不分、sh/x不分、j/g不分、q/k不分、zh/d不分、ch/t不分。除此之外，零声母的情况也有特殊。这种情况具体表现在韵母为开口呼和齐齿呼的零声母字身上。 1、在上古读作“端”，普通话读为zh[t**]，湘乡方言中读为d[t]的中古知母字：主、朱、竹、猪、追、烛等。 2、在上古读作“透”，普通话读为ch[t**]，湘乡方言中读为t[t‘]的中古彻母字：臭、丑、唱、肠等。 3、在上古读作“定”，普通话读为ch[t**]，湘乡方言中读为的[d]的中古澄母字：陈、程、长、肠等。 4、在上古读作“定”，普通话读为zh[t**]，湘乡方言中读为的[d]的中古澄母字：赵、重、丈等。 5、在上古读作“端”，普通话读为zh[t**]，湘乡方言中读为zh[t**]的中古照母字：之、脂、旨、知、枝、只、指等。 6、在上古读作“透”，普通话读为ch[t**]，湘乡方言中读为的ch[t**的中古穿母字：齿、侈、尺、斥等。 7、在上古读作“定”，普通话读为ch[t**]，湘乡方言中读为[dz]的的中古“澄”母字：茶、查等。 通过对上述的这些语音现象的分析，不难看出湘乡方言确实是很大一部分保留了上古音，如以上第（1）、（2）、（3）、（4）、（7）条。     李开：现代学术史关于古音学的三次大讨论     从1923年至1935年，甚至更晚，至1982年王力《同源字典》公布上古音《韵表》和《纽表》，现代学术史上经历了三次关于古音学的大讨论，重点是上古音音值的构拟。 　　古音学，广义的说法包括上古音和中古音的研究，狭义的说法专指上古音研究，因中古音研究又被习惯地称为“《广韵》学”或“今音学”。本文取狭义的说法。上古语音，似乎既不可望，又不可及，研究它有何用？恰恰相反，上古音研究有很强的人文性和实用性。例如，王力将两千多年前的上古音构拟成六个主元音，而今天的普通话仍然是六个主元音，且至少有四个相同（见后）。又如，研究汉藏语，特别是社会语言学课题中的抢救濒危语言，少不了上古音这个武器。再如，近年来大量出土的简帛文字的解读，很需要借助上古音。如此等等。     一、第一次大讨论 （1923—1925） 　　第一次大讨论（1923—1925）是关于研究材料的争辩。代表人物是汪荣宝（1878—1933）和章炳麟等。事情最早是由北京大学国学门导师，俄国男爵钢和泰博士（A.Vonstael-Holwtein，Ph.D）引起的。1923年钢和泰在北大发表《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一文[1]，针对前人根据《诗经》用韵、汉字的谐声偏旁、《广韵》韵字等研究古韵的做法，主张再开辟一个语料领地，提出用音译梵文来来研究古音，这当然是件好事。当时，学术界利用新材料作研究蔚成风气。特别是随着1898年甲骨文、敦煌藏经洞和皇家内库档案的发现，加之五四运动新潮流带来的思想活力，学术面貌为之焕然一新。钢氏的新开拓可谓乘势而上，弄潮之助，引起反响是必然的。钢氏特别指出，要注意梵文密咒（mantras）的音译资料。梵咒因其据说是关及人的生死存亡的宗教性质，历史上译经僧翻译时格外小心谨慎，只要找到梵咒的原文，再把它和音译对照，便可知道译经时代的实际读音。今天学术界常用的所谓“梵汉对照”研究法，即缘于此。从学理上说，这也没有什么惊人之举，但用起来并不那么容易，做多了会创获富赡，逐步形成一个个小系统，乃至大的语音史系统。钢氏还特别提醒人们，宋代初年（宋太宗、真宗年间，约公元1000年左右），有个印度和尚名叫法天译出的《犍椎梵赞》等三篇宗教颂诗中有若干佛陀名号，很有考订中国古音的价值。如果把法天的音译与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的相关构拟作对照，甚至可发现法天的音译更准确，更合乎中古音的实际读音。如继续上溯，钢氏说：“此外，还有许多梵文的音译也许比法天还有更大的用处，因为有些译本是三国时吴国的，有些或真是后汉的。如果有人把那些译音也都像法天的梵咒那样研究分析出来，我们定可得出很重要的结果。”可直接更古的古音。他“盼望中国学者将来能注重这一类的古音材料，把这些古译音研究出来，不但中国音韵沿革史可以得到许多旁证，欧洲研究印度史和中亚史的学者，也可以得益不少”。诚然，钢氏还有更高的人类学期待。因当时国际学术界提出中国人种与印度人、欧州人同源说，最早都住在今天的俄属突厥斯坦和我国的新疆一带，史称图兰（Turan）平原。这有点像今天国际学术界利用遗传基因DNA研究古人类最早的发祥地，提出非洲以外的所有人都起源于非洲。约十万年以前现代智人走出非洲，第四纪冰期来到东亚，再由东亚走向亚洲、欧洲和北美洲。紧接着钢和泰的文章，汪荣宝发表了《歌戈鱼虞麻古读考》一文。[2]文章在钢和泰的影响下，用梵汉对音，日译吴音，日译汉音等材料研究汉语音韵，汪荣宝（1878—1933），江苏吴县人，光绪丁酉（1897）拔贡，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是一位很有新思想，很有学术眼光的人，其治学理路就是中西结合，用新方法新思路看待传统学问。有一件事很有代表性，1903年他和叶澜编写了一部收罗和介绍新名词的词典《新尔雅》。[3]《尔雅》是先秦的一部经典，十三经之一，专门收罗上古词语，分19类编排。《新尔雅》分14类：释政、释法、释计（经济）、释教育、释群（社会）、释名（逻辑学）、释几何、释天、释地、释格致（物理学）、释化（化学）、释生理、释动物、释植物。其中有不少是日译西学新概念名词，例如“释群”中收了“共产主义”一词，比陈望道1920年在浙江义乌翻译《共产党宣言》要早17年，比刘师培、何震夫妇1908年在日本翻译《共产党宣言》还早5年。可见汪荣宝学路之新颖奇崛。汪文的题名就很古怪。汪说，人生下后的第一声就是“啊”[a],世界各国文字的第一个字母也都是[a]，中古韵书《广韵》206韵，只有麻韵有[a]，而在上古，麻韵半属鱼部，半属歌部。这样一来，乍一看上古没有“啊”这个音，岂非滑稽。汪文说，中古的歌韵戈韵，中古的鱼韵虞韵模韵，分别在唐宋前，魏晋前读“啊”音。故有此怪题名。汪文的主旨基本可取：中古的歌韵戈韵在上古（西汉或东汉中期以前）合并为歌部，中古的鱼韵虞韵模韵在上古合并为鱼部，王力先生构拟上古歌部、鱼部的主元音均为[a]。[4]汪文的论证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取外语为旁证的方法。他说：“夫古之声音既不可得而闻，而文字又不足以相印证，则欲解此疑问者，惟有从他国之记音文字中求其与中国古音有关者而取为旁证而已。”汪的取证范围比钢和泰更宽，且注重历史的分类，而非钢氏的同一平面上的笼统的分类。汪氏把这种旁证分两类，一类是“外国古来传述之中国语而观其切音之如何”，一类是“中国古来音译之外国语而反求原语之发音”比照之。于前者，汪氏举出日语汉音和阿拉伯人记音4例。于后者，和钢和泰一样，取梵汉对音为证，共举了66例。此外又举出汉译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等29例。汪把这99例作为六朝唐宋之音歌韵读“阿”的证据。汪又举梵汉对音7例，作为汉魏以前歌韵读“阿”的证据。汪氏经过上述“两类、三种（梵汉、日汉、其他）、两时段（唐宋前、魏晋前）”的研究，得出结论说：“读歌戈收者，唐宋以上之音；读鱼虞模收者，魏晋以上之音。”并说：“南山可移，此案必不可改。”王力在三十年代中期和五十年代中期，曾针对汪氏将歌戈韵和鱼虞模韵在上古的并同和混淆批评说：“关于歌戈，汪氏之说大约可成定论；鱼虞模在魏晋以上与歌戈分得很清楚，未可混为一韵。”这主要是说上古歌部和鱼部是不同的，汪氏有混淆。但如前所说，上古这两部音值虽不同，主元音都是[a]。针对汪氏将译音材料证上古，王力批评说：“中古的外国译音不适宜于做上古音值的证据，所以汪氏所谓魏晋以上只能直溯到汉音，先秦的音值是不能单靠外国译音来推断的。”[5]王力的这两点批评，特别是后者，是很中肯的。事实上，后来研究梵汉对音的人，都是与研究中古音相结合的。汪荣宝的文章发表后，反映强烈，赞成的有钱玄同、林语堂和唐钺，反对的有章炳麟、徐震，形成了以前者为革新派，以后者为守旧派的“五四”以后古音学史上第一场大讨论。钱玄同当即表示“证据确凿，我极相信”，并举出《吕氏春秋·重言》“齐桓公与管仲谋罚吕，谋未发而闻于国”的著名故事佐证汪说上古鱼部字读[a]。林语堂1923年则由汪氏进一步“断言”：“此后三十年中将为‘西法古音学’第一昌明时期。”而章炳麟则认为汪氏的做法是“以不甚剀切之译音，倒论此土古音声势”，主张从各地方音推寻[a]的来源，且以为戴震、王念孙早已“得其事”，章本人也不过是“撢其声势”而已[6]，更用不到汪氏扰烦。        二、第二次大讨论（1923…1928—1933…1938） 　　第二大讨论（1923…1928—1933…1938）是围绕尾辅音的构拟展开的。利用现代语言学理论知识作工具，对上古汉语的韵母的构拟作系统研究，是从瑞典汉家高本汉（1889—1978）开始的，与著述研究中古音的音韵学名著《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同时，又出版了《汉字与汉日分析字典》（1923，1928年译成汉语发表），该书《叙论》系统阐述了以中古音为标准，由中古溯上古，根据汉字谐声来构拟上古音读。[7]高本汉从1.2万个汉字的分析中，归纳出一条利用谐声字构拟上古音的原则，即：在造字时代的上古语音中，主谐字（偏旁字）和被谐字的声母、韵母主元音、韵尾辅音三者大致相同或相近。这是一条著名的“高本汉古音构拟原则”，它与清儒段玉裁提出的以谐声偏旁作古韵分部依据，“谐声偏旁相同，上古韵部相同或相近”十分相像，两者都是洞察汉字秘密的结果，但有着本质的不同，高氏原则用于古音构拟（包括声母），段氏原则用于古韵分部（不包括声母）。很显然，古音构拟与古音分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高本汉大大推进了段玉裁。高氏本人对自己的构拟原则又作过三点解释： 　　一是从中古音看相谐，主谐字与被谐字的声母发音部位上古即相同。例：古[kuo]/苦[k‘uo]，干[kɑn]/罕[xɑn]，干[kɑn]/旱[?掮ɑn]，都是舌根音。般[puɑn]/盘[b‘uɑn]，半[puɑn]/判[p‘uɑn]，都是唇音。有时候舌尖前音与舌尖后音，舌尖前音与舌面前音，因为发音部位相近，而不是相同，也可以互谐。例如：才[dz‘ɑi]/豺[d?拮‘ɑi]，尚[?捺■ang]/堂[d‘ɑng]。将此规则用于构拟，见到谐声字，即可构拟出相近、相邻、相对（如清浊）之声纽。高氏表达此思想时是从构拟到谐声的，而我们在运用这一原则时是从谐声到构拟的。该原则是声母构拟。 　　二是主谐字与被谐字的韵母主元音不同，可能是受介音跟的影响。例如：雚[kuɑn]/權[g■w?着n]，巤[l■?着p]/臘[lɑp]，倉[ts‘ɑng]/槍[ts‘■ang]。该条是从否定的方面讲的，即主谐字与被谐字的韵母主元音一般是应该相同，因为是主元音，尤该相同，不同（多半是略有差异）的原因是介音造成的。主元音相差很远的，如丩[k■■u]/叫[kieu]，那是前元音[a][?着][e]与央元音[?藜]互换，是很少见的。 　　三是尾辅音问题。因为口音和鼻音的互换，所以有些主谐字与被谐字的韵母尾辅音不同。例如：占[tsi?着m]/帖[t‘iep]。这一条也是从否定的方面讲的，即一般说主谐字与被谐字的尾辅音应该相同，至于不同的原因，高氏的说法还只是描写性的，有的还近于同义反复，没有对尾辅音不同的原因作出明确交代，显然包含着继续探讨的种子。此外，高本汉还有两条“尾辅音脱落条例”（见下文）。 　　高本汉上述原则实际上可综合成一条，即：在上古音中，谐声字的声母、主元音和尾辅音大致与被谐字相同或相近。将这一原则用于上古音构拟，有效率达80%，只有两类字无效。一类是原来的声母失去，转变成新的声母，包括原来的声母是喻母字而转变成新的声母的。例如：甬[■wong]/通[t‘ung]，匀[■‘uěn]/钧[k■uěn]；炎[ji?着m]/谈[dɑm]，于[j■u]/訏[x■u]。一类是尾辅音脱落的字。例如：乍[d?拮‘a]/昨[dz‘ɑk]，敝[b‘iei]/瞥[p‘iet]，卜[puk]/赴[p‘■u]。理论原则的正确与否往往取决于实际运用中的验证，从主流方面看，高氏是正确的，但还有若干可商之处。十分重要的是，高氏三原则提出了问题，是引起争论的铺垫，它涉及上古声母、主元音、尾辅音三大构拟，古音学史上的第二、第三次大辩论正是围绕后两大构拟展开的。 　　关于尾辅音脱落问题，高本汉总的思路是认为与上古声调有关，认为清声使全字声调高，浊声使全字声调低，声调低的尾辅音易脱落。上古去声字的尾辅音是浊声母-g、-d，易脱落。高还举出瑞典方言bed读be，而bet始终读bet不变，可见浊声音尾易脱落是一条普遍语音规则。根据这一原理，高本汉（1923）提出上古汉语去声尾辅音脱落条例： 　　一条是上古舌根音尾-g的脱落。例如：阴声字乍（去声）→作（入声）；阴声字亚（去声）→恶（入声）；阴声字夜（去声）→液、腋（入声）。 　　一条是上古舌尖韵尾-d的脱落。例如：阴声字至（去声）→侄、蛭、窒、室（入声）；阴声字曳（去声）→洩、絏（入声）；阴声字内（去声）→讷（入声）。 　　至于上古阳声韵（清儒叫作近入之韵）、入声韵始终都有韵尾，不存在韵尾脱落问题。 　　1928年，高本汉在《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对上述看法有所修正，认为上古去声和入声的韵尾都是清声，但去声是降调，入声是平调，故从上古到中古，去声失落韵尾，入声仍保留韵尾。从1923到1928，高的主旨未变，都认为声调性质影响尾辅音的去留。过程如下：[8] 　　列（入）lǐ?着t→例（去）lǐ?着t←lǐ?着i。白（入）bɑk→怕（去）p‘ak←p’a 　　以上是说去声字韵尾的演变，反推之则上古阴声韵去声字韵尾收-t、收-k，阴声韵平声字呢？虽然它们一般不跟入声字相谐，但高仍认为要收-t、收-g。总之，上古阴声韵是带韵尾的，并拟出了音值。这一结论是极富挑战性的，高自己说：“这是一个大胆的声调论。”应该说，高本汉关于阴声韵带韵尾说，是一重要发现。董同龢是接受的，李方桂事实上也是接受的。王力后来由考古派转为审音派，才批判了高本汉尾辅音说，但王力批判的是高本汉从入声韵尾入手来论证的方法和结论，至于一般意义上的上古阴声韵尾辅音说，如西门氏说，王力在理论上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 　　1927年，德国汉学家西门华德发表了题为《古汉语韵尾辅音之构拟》，西门氏与高氏的见解有以下不同： 　　一是西门氏对《切韵》时代仍保留韵尾的入声，参照藏语构拟成-b、-d、-g，高本汉入声韵尾构拟成-p、-t、-k；对《切韵》时代已失去韵尾的阴声韵，西门构拟成-β（双唇擦音）、-?兹（舌尖/齿间擦音）、-?掮（舌根擦音），高本汉阴声韵收-g、-d，-t、-k。 　　二是西门氏对《切韵》时代已失去韵尾的阴声韵一律构拟成-β、-?兹、-?掮有自己独到的解释。这一解释的优点是将古韵构拟与古韵分部结合起来： 　　西门氏的依据之一：从上古韵阴声韵之部诸韵来推证。之部含《切韵》音系中的之（止）、咍（海）、灰（贿），还有少量的脂（旨）、尤（有宥）、侯（厚候）等。这可以从谐声字、《诗经》用韵举出很多例证来说明（例略）。于是，西门氏假定中古阴声韵收-?藜u的韵（如尤、侯韵）在上古收-?藜?掮，则“之、咍、灰、脂”亦应收-?藜?掮，与-?藜u韵相通，且有谐声字、《诗经》用韵为证者，皆应收-?藜?掮，收-?掮。 　　证据之二是，中古虞韵上古既属鱼部，又属侯部，可转尤部，这正是顾炎武《唐韵正》所说的“该分的分，该合的合”的“某韵半”之类。西门氏证明此虞韵半阴声韵尾应收-iu?掮，收-?掮。证明过程同上。 　　证据之三是，除上述情况外，即《切韵》音系中不表现为上古收尾辅音的字，可用古韵分部时常用的方法：丝绳贯穿法，即归纳法，西门氏新创“韵索”(rimechains)说明之，认为这些字在上古谐声系统中与尾辅音丝绳贯穿，形成“韵索”，证其尾辅音收-θ。证明过程大体与前两种一致。 　　从方法上看，以上三条的共性是，不从入声韵，而从有代表性的阴声韵尤、侯、虞及其他阴声韵字来推证阴声韵辅音尾；与古韵分部常用的归纳法很相像，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从古韵分部到古韵构拟的连续性。王力曾评价说：“西门的学说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9] 　　高本汉1928年的《上古中国音当中的几个问题》写有“Simon的韵尾说”专章，对西门氏展开批评，更全面地批评西门氏的文章是1930年发表的《藏语与汉语》一文。针对西门氏据藏语构拟有如“答、割、木”类入声字韵尾-b、-d、-g，高以为非是，高据日语的音读，无论是五、六世纪的吴音，还是七世纪的汉音，都只能构拟为-p、-t、-k。针对西门氏构拟有如“例、裕”之类的阴声韵尾-β、-θ、-?掮，高氏从方法上加以否定。[10]高氏认为要确定上古哪些韵有辅音韵尾，须以入声韵为参照，看其是否与入声韵相通为条件，而西门氏就阴声韵系统的内部比照论构拟，在方法上与高的入声韵参照法有很大距离。针对西门氏的三大证据，高本汉认为，其一，尤、侯韵上古与之、咍、灰、脂相押，可证这些韵有舌根音，但又说尤、侯韵与萧、宵、肴、豪相通，阴声韵尤、侯含舌根音就缺乏普遍性了，可见西门氏的论证有问题。其二，高氏以入声韵为参照，认为虞韵连及鱼、模、麻韵在《诗经》中很少与入声韵相押，西门氏证其韵尾为舌根音的论证缺乏说服力。其三，认为西门氏以所谓“韵索”辗转相牵来推证精确的音值构拟，殊不伦类。令人惊讶的是，到1933年著《汉语词类》时，高氏悄悄地收起了所作批评的大部，即理论上不再坚持以入声韵为参照，对西门氏构拟的舌尖韵尾-d、-θ，高氏全部接受。高氏本人补拟的-r尾，在立论和取材的方法上皆模仿西门氏的构拟法，尽管西门氏本人并未承认脂、微两部收音于-r尾，西门氏按照藏语中-r与-d在一起拼读例很多，确认上古汉语既收-d，就没有必要再收-r了。只有几个具体的韵虞、歌、鱼、模韵及尤、侯的一部分，西门氏认为收舌根音，高氏保留自己不收舌根音的看法。王力曾认为，就中国学术界的情况而言，西门的影响比高本汉大，至少是一样大。[11] 　　直到1938年，西门氏又撰著了《中国上古音的构拟》，坚持并继续阐述若干重要理论问题。指出：上古入声韵尾是浊塞音，而阴声韵韵尾是浊擦音，这一重大分野的导出，等于重申了上古尾辅音构拟的根本指导思想。书中对高氏不再强调入声对构拟阴声韵尾的作用表示欢迎，并说高氏1933年《汉语词类》里构拟的舌尖韵尾大部分都与入声无关。既然入声对构拟阴声韵尾作用不大，那就要另觅途径。西门氏总结以往的研究和举例，指出：只须在阴声韵内部的谐声字、被谐字及其相关连结的入声作比较，定然会求出阴声韵韵尾的。在理论上的升华，堪称阴声韵内部系统求构拟，因多同源字，亦可称阴声韵同源字构拟法则。例如：后、姤、冓、媾、句（古候切）诟、訽（《广韵》骂也）、够等字，都是阴声韵侯部去声候韵字；从谐声关系看，也很明显，姤、诟从后得声，媾从冓得声，訽、够从句得声；从意义上看，姤，《广韵》释为“偶也”，媾，《广韵》释为“重婚”，同源字，诟，《广韵》释为“骂”，与訽同源。相关连接：够，《广韵·平侯》释为“多”，《集韵·去候》释为“聚”。彀，古候切，够也。彀从吉殳得声，与入声字殻[kok]为一组。以上由谐声和语源关系获知“后、冓、句”类阴去字带舌根韵尾，尽管最后找到入声字殻[kok]才定论，但只是演绎同源关系中的一个环节，不同于高本汉直接寻找“后、冓、句”旁入声字之法而断之。 　　关于上古唇音韵尾的脱落，西门氏赞同高氏的音理分析，且有所推广。即声母是唇音，韵母有介音的字，韵尾无论是唇音，还是舌尖音、舌根音，都有可能因避开介音而异化，最终造成韵尾脱落而成为开音节。国内学者介入第二次大讨论者，有魏建功《古阴阳入三声考》。[12]文中将尾韵辅音分成五大类，阳声类、入声甲、乙类、阴声类、纯韵类，后者也是阴声类，如歌部。魏以阴声韵尾收喉部、唇部间的摩擦音-?誮、-j、-w，犹影、喻、于的声母变成了韵，魏称此为“声随”，并说方音中有此声随韵。魏著将尾辅音构拟与日语、韩语和宇内方音对照，思致十分广阔深邃，很能代表第二次大讨论中的学术水平。 　　由以上可知，古音学史上的第二次大讨论始于高本汉谐声偏旁构拟古音而至于构拟尾辅音说，终于西门氏与高本汉之间的融合和吸收。它是西方汉学在高难度学术点上显其身手的一次演习，国内学者也显示出很高的水平。主要成就是推进了上古阴声韵尾的性质、音值、构拟途径、方法等的研究。     三、第三次大讨论（1930—1935） 　　第三次大讨论（1930—1935）是围绕上古阴声韵的主元音的构拟问题进行的，争论双方是林语堂、李方桂对高本汉。 　　前述高本汉利用汉字谐声构拟主元音的主要之点是：受介音（即韵头）的影响，被谐字的主元音可能与主谐字有所不同，且举的例证主要是入声字和阳声字。阴声字的主元音却被忽视了，而段玉裁早在嘉庆十七年（1812）向晚辈江有诰提出上古“之、脂、支”何以三分的原因，正此题旨。但限于时代条件，清儒只讲古音分部，不讲古音构拟，是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的。今天看这个问题很简单，按王力的构拟，之部主元音是[?藜]，支部主元音是[e]，脂部是复元音[ei]，故三者不同。 　　正当高氏与西门氏就阴声韵尾展开争辩时，有的学者就认识到主元音不仅对押韵、谐声，而且对音变，包括脱落，都是有关系的。对此，西门氏明显地忽视了，在他1927年的那篇名文《古汉语韵尾辅音的构拟》中，未涉及主元音，似乎只要尾辅音相同的韵就可相押，构成合韵或谐声。高本汉则一直将声调和尾辅音捆在一起考虑，从上古到中古，入声是平调故韵尾不脱落，去声是降调，只要是浊声韵尾（1923），后来又包括清声韵尾（1928），到中古皆脱落了。高本汉和西门氏都以尾辅音的变化与主元音无关，后来李方桂对此作了纠正。（见下文）高本汉区分元音的前、后、长、短、松、紧，这是好的，但构拟主元音时并未用上。例如，高构拟之部的之、咍的主元音为后元音[?覾]（李方桂、王力后来纠正为[?藜]），之部的入声韵的主元音构拟成[?藜]或，而不是[a]的前、长、短、松、紧音，之部里的极少量脂韵三等字，则又将主元音构拟成，同一个上古之部，却构拟成三个不同的主元音，根本不考虑相押是否相谐。此外，高还将中古歌韵、祭韵、宵韵也构成后元音[?覾]，这些韵不与之部的之、咍韵通押是明显的。同样是不考虑相押、相谐问题，完全脱离汉语实际。 　　1930年2月，林语堂在《史语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号发表《支、脂、之三部古读考》。文章首先批评清儒将上古之部读作，更重要的是，林综观音理、《诗经》用韵、谐声，提出质疑并修正了高本汉的构拟。针对高氏将之、咍，乃至本来不相干的豪韵都构拟成含后元音的[?覾g]，肴构拟成[ag]，却无法解释《诗经·小雅·采薇》三章“疚、来”押韵，“来”不与豪、肴互押，而改拟之部为[y]、[ey]，豪、肴别论。针对高氏将之部极少量脂韵三等字构拟成[ig],进而错误地推广为上古脂部的构拟，林认为上古脂部“绝无与入声字通协的痕迹”，改拟脂部为[-e]、[-i]收音。针对高氏将支部构拟成-ie（开口）、-wi（合口），林认为《诗经》用韵支部多与歌、戈、麻合韵，故改拟为[-ia]、[-i?觍]、[-ie]，将林的构拟对照王力构拟之[?藜]、脂[ei]、支[e]，林的构拟当有可议之处。但林氏、高氏相较，林的优点是：音理上充分考虑本韵部的特殊音值，与他韵部的区分度，入声影响的有无和大小；构拟时充分考虑《诗经》用韵的实际情况；学术史价值上林已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段玉裁当年向江有诰的提问；方法上罢斥高氏作为一名西方学者惯用的纯科学主义的分析做法，力主全面综合，强调经验事实，尊重文献载记。 　　继林语堂之后，1931年8月李方桂也在《史语所集刊》发表《切韵.覾的来源》，进一步突出主元音这个讨论主题。1932年高本汉的《诗经研究》发表，文中反驳林、李的观点。同年10月李方桂又发表《论东冬屋沃之上古音》（英文），以回答高的质难。1933年高又著《汉语词类》，如上文所说，多与西门和解，而着重反驳李方桂。1935年李又发表《论中国上古音*-iw?藜ng，*-iw?藜k，*-iw?藜g》（英文），进一步重申自己的主张。[13]双方的争辩很激烈，使第三次大讨论达到了高潮。 　　《切韵.覾的来源》是一篇纲领性文献。之所以选取元音[a]，人类的第一语音就是它，汪荣宝当年论及的也就是个[a]，更重要的是，高本汉1930年著《藏语与汉语》与西门氏讨论尾辅音构拟时，事及之部的主元音也是被说成了[?覾]。高对《切韵》的覃、谈韵，拟作[?覾m]，咍、泰韵拟作[?覾i]、[?覾:i]，这说明《切韵》的?覾有两个来源，高已提出了问题，但是否正确，需要加以证明。李的名文则从全新的视角提出了古音研究中“元音在韵尾的分配上互补”说，廓开了如何从《切韵》音系构拟上古音的一片新的天地。李文指出，按高的构拟，上古之部所含阴声韵“之、咍、灰”构拟成-?覾g；入声韵“职、德、屋”拟作-?藜k和-iuk。李认为，验之《切韵》音系，“之、幽、微”三个韵系只出现在三等或四等，不出现在一、二等；在研究方法上，李认为，如果假定中古的“之、幽、微”的一等韵构拟成后元音的[?覾i]，[?覾u]，[?覾i]，三四等韵构拟成[j?藜u]，[ji?藜u]，[jei]。进而在系统中考察，联系相近的韵部，或不相近，但可能有相谐声关系的韵部，如从蒸[?藜ng]、职[?藜k]；侵[?覾m]、缉[?覾p]；冬[ung]、沃[uk]以及文[?藜n]、物[?藜t]来考虑，那么就会发现，“之、幽、微”这三个韵系的主元音?覾和?藜在韵尾的分配上存在着相互补充的现象，即在韵尾-n、-t、-ng、-k的前面出现?藜；而在韵尾-m、-p、-i的前面出现?覾。由中古音的构拟可知，主元音构拟与韵尾有密切关系。这样，就在理论上把主元音构拟和韵尾密切联系在一起，反过来说，韵尾的构拟应该与主元音密切联系在一起，而高本汉从未考虑过这一点。正是在这一点上，李方桂批评高本汉最为切中要害。     由中古推上古，又可把上述分配关系放在音转关系中考察。古韵之部与蒸部对转，幽部与冬部对转，微部与文部对转。中古韵系统之、幽、微韵的主元音一等为[?覾]，主元音三四等为[?藜]，它们在上古绝对不会与上古“歌、宵、祭、元、阳”部中的主元音[?覾]押韵、相谐。李方桂认为，既然中古之、幽、微的主元音[?覾]与[?藜]在韵尾的分配上互补，这个?覾很可能是从上古有个假定的?藜变来的。因此李将上古韵系统的之部主元音构拟成?藜，而不当作?覾。回到本体上，《切韵》?覾的来源是什么？中古之韵、幽韵、微韵主元音[?覾]来自上古的[?藜]，而歌韵、宵韵、祭韵中的[?覾]或近[?覾]之[?着]才来自上古的[?覾]。根据相谐互补规则，李方桂更具体地指出：《切韵》中的谈、盍、泰、豪（一部分）、寒、曷、唐、铎韵中的主元音[?覾]来自上古虚拟的[?覾]，而《切韵》中的相对待的韵覃、合、咍、豪（一部分）、痕、没、登、德韵中的主元音[?覾]、[?藜]来自上古的虚拟的[?藜]，并由此得出两条语音分布定律：一条是上古的虚拟的[?覾]在-m、-p、-:i、-u、-n、-t、-ng、-k的前面，到了《切韵》仍然保存着[?覾]；一条是上古的虚拟的[?藜]在-m、-p、-i、-u的前面到了《切韵》变成[?覾]，如果有介音、[w]之类，或在-n、-t、-ng、-k的前面，则到了《切韵》仍保持[?藜]不变。[14]这就可以说，李方桂已大大深化了汪荣宝《古读考》中的提问，当然两者发问的角度不完全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李方桂（1902—1987）从研究问题的方法，批评高的视角，到语音定律的得出，都与分布密不可分。分布说是美国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1887—1949）及其后学哈里斯（1909—1992）的主要学说之一。李是布龙氏的学生，他以美国结构主义批评高本汉，获得了成功。讨论可以暂告一段落，但研究不会停止。直到1980年7月，李方桂在《上古音研究》中公布了他构拟的四个主元音[?藜][a]，王力1982年10月在《同源字典》中公布他构拟的六个主元音[?藜][e][a][o][?觝]。周法高也曾据李方桂的构拟改拟成三个[a][?覾][o]。前此主元音被构拟得很多的状况逐渐告一段落。 　　第三次大讨论在方法论上的最大价值，可以说是李方桂为从《切韵》音系出发，推证、构拟上古主元音提供了一个范本，为后来李、王、周简化主元音的构拟奠定了基础，乃至今天普通话的主元音仍是六个：[y][a][o][e]。古今对照，可见古音构拟有很强的人文性和现代性。     四、补白、结论和展望 　　声调问题，第二次大讨论中高本汉反复阐述的声调的性质影响尾辅音脱落，声调为因，脱落为果。李方桂在1931年《切韵?覾的来源》中则持相反的看法：是尾辅音的脱落影响了声调性质，脱落使阴声韵变成了去声，脱落为因，声调变化为果，但高没有接受李的这一观点。不过，高在某些上古韵部的构拟上，从李的构拟中得到启发，不断修正自己，最终采纳了李的构拟。最有名的例证，高在《诗经研究》里主张上古东部和冬部不分，幽部和宵部不分，而李主张均应两分，后王力仍之，不误。后来高本汉改从李的分部，构拟的音值也因李方桂的申论随之而修正了自己。 　　关于介音即韵头问题，无论是第二次尾辅音的大讨论，还是第三次主元音的大讨论，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上古介音的构拟问题。例如高本汉1923年提出汉语谐声第二条规则时，就提到介音和（见前），1928年在介绍马伯乐《唐代长安的方音》构拟两类开口一等字存在有介音和无介音的区别。[15]但总的来说还不系统。直到1944年董同和在《中国语音史》较系统地总结高本汉和他自己对介音构拟的共同认识：一是中古开口，上古也是开口，中古合口，上古也是合口。二是变入中古一等和二等韵的字，上古原来也没有介音-i-。三是变入中古三等韵的字，上古原来也有辅音性的介音-j-。四是变入中古四等韵的字，上古原来也有元音性的介音-i-。[16]陆志韦1947年著《古音说略》，全书以批评高本汉为主线，对高的介音说也多所批评。[17]陆氏介音说以介音紧系重纽，并区分等韵图中三等字和四等字的介音，周法高也曾引用陆志韦的说法来批评高本汉。[18]学术界曾认为，介音与声纽关系密切，在上古声纽系统尚未有满意结果之前，介音问题很难解决[19]。但王力1982年已系统构拟出上古声纽表[20]，一般说已广为学界所接受，王先生本人没有来得及在此基础上研究介音问题，今人是可以循此而进的。 　　由以上可知，古音学史上的第一次大讨论是新材料的利用问题，第二次是阴声韵尾辅音的构拟问题，第三次是主元音的构拟问题。三次都是围绕上古音研究，且主要是上古音构拟进行的。需说及的是，学术史上一般不把介音的讨论作为一次单独的大讨论来看待，而看作第二、第三次大讨论的内容的一部分。从2001年起，学术界又以上古音研究为起点，展开了一场新的论战，权称之为第四次大讨论吧！目前，这场讨论仍在继续和深入。与前三次讨论不同，这一次围绕与上古音密切相关的汉语亲属语言，即前上古汉语语源问题，且又紧扣语源研究的方法和学风来进行。前三次不涉及学风问题，这次作为议题中心被提了出来。也可以说，前三次是上古音本体论问题的争论，这第四次已不是如前三次关及音值真、假问题争论，而是上古音应用研究中的方法论和价值观的争论。这场大讨论方兴未艾，至目前为止，已取得了若干重要成果。[21]    [参考书目] 陈复华、何九盈《古音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周斌武《汉语音韵学史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周法高《论中国语言学》，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年初版。 [注释] [1] 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胡适译。载北大《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出版。 [2] 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国学季刊》第1卷第2号，1923年4月出版。 [3] 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46页。 [4]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3页。 [5] 王力《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1981年本，第429页。 [6] 章炳麟《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音书》，《华国月刊》（1925）第五期，第6页。 [7] 高本汉《汉字与汉日分析字典》，1923。赵元任译为《高本汉的谐声论》，高著《叙论》译为《谐声原则概论》。赵的译文载《国学论丛》1928年第一卷第二号。文中有关高氏古音构拟谐声原则的资料，均见赵的译文。 [8、10、15] 参见高本汉《上古音当中的几个问题》，赵元任译，《史语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第351、371、358页。 [9、11] 王力《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第171页。中华书局1980年1月第1版。 [12] 魏建功《古阴阳入三声考》，《国学季刊》1929年2卷4期。今载《魏建功文集》第3册，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13] 李方桂的这三篇论文分别载《史语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第三本第三分、第五本第一分，见中华书局1987年2月影印版第三册、第五册。 [14] 李方桂《切韵?覾的来源》，《史语所集刊》第三本第一分，中华书局版第三册，第5页。 [16] 董同龢《中国语音史》，1944年在台湾出版，后增补内容后改名《汉语音韵学》，中华书局2001年10月第一版。本文所引的内容据中华书局版第268页。 [17] 陆志韦《古音说略》，见《陆志韦语言学论文集》（一），1985年8月第1版。有关介音的内容见该书第6、56页等。 [18] 周法高《广韵重纽的研究》（1941—1944），《史语所集刊》第十三本，中华书局1987年1月影印版第十三册，第95页。又可参见同册内的《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文中又直接批评了高本汉的介音说。 [19] 参见陈复华、何九盈《古韵通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98页。 [20] 王力《同源字典》，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页。 [21] 我们已读到何九盈教授《汉语和亲属语言比较研究的基本原则》一文，载《语言学论丛》第29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文中介绍了这场争论的来龙去脉，涉及争论中的许多重大问题，很值得我们重视。　 读冯蒸教授第三次古音学大辩论讲辞 作者：nizhongxiaocao 音韵学概要（约27个相关视频）高清在线观看_360视频搜索 综上所述，汉语语音从上古时代以来，历经中古、近古时代，发展到现代汉语。从语音方面，主要历经了上古时代“雅言”（中国最早的民族共同语），中古、近古时代以北方方言为主的语言，和现代普通话等几个历史时期的演变。 可见 新韵 【普通话】是历史演变的结果，  是历史发展的事实 。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语言没有真正得到过普及，只有普通话 得到了全国普及乃至全世界的推广 而且这种情况还正在继续 ，我们写诗是要给别人看的 要与人交流的而我们写诗又 当然是给 现代人看的  是要给全国人看的 不是给古人看的 不是给某个古语专家看的【 除非你自己看自己不念不发表】，所以写诗使用普通话 即新韵 才符合 格律诗词押韵合律 的基本要求 体现韵律美 【除非你不写格律诗】，是对格律诗词传统的真正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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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客

红花舵主 发表于 2014-10-1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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