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民(作者：罗荣)

大卫 · 发表于 2014-11-4 14:59:10

客民

一

　　梅江流域的居民，其祖先全都是中原汉人。土著曾经有过，是百越族后裔，所谓的“山都木客”，在汉人大量南迁后完全同化，入了北方籍。最早到达梅江流域的汉民，除留下几处西周春秋遗址外，已难以考证。见诸文字的是秦汉，秦末征岭南，汉初征闽越，滞留下不少的伤残士卒。而南徙之民，则是躲避西晋“永嘉之乱”的颖川赖氏。考稽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史，称得上是一部战争史。华夏民族是个达观的民族，把炮火连天铁蹄践踏省略成逐鹿和问鼎，几乎是一种冷幽默。中原无辜，但因“地处天下之中”，自黄帝以来就是兵革之地，战乱之源。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兵戈不断；黃巾起义，汉末角逐，杀戮无边。曹操《蒿里行》云：“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人断肠。”历史延展，陆续上演于中土广大舞台的是“永嘉之乱”、“五胡乱华”、“黄巢造反”、“金兵南来”、“元军南侵”、“清廷入主”等一幕幕大剧。“禾麻地废生边气，草木春寒起战声”。在战争的间隙中苟延残喘，艰难延续的一代代中原人，只能一次次穿上草鞋，背上祖先灵牌仓皇南逃。

　　承平日久，你也许已经无法想象乱离人恐慌至极狼奔豕突的凄惨景象：遍地狼烟，残垣蒿菜，尸骨横陈，一片死寂。迤逦南来，烈日烤炙，暴雨抽打，朔风砭骨，霜雪侵体。更有那一条条汹涌的江河横亘于前，阻断去路。饥饿和疲惫时刻在纠缠，疾病与死亡始终在盘旋。一个人倒下，一群人倒下，南逃者的脚步却不敢停下。逃亡求生，成为麻木的本能。

　　当得到短暂的栖息时，中原难民无疑会思念故土，虽然故土令他人伤心欲绝，泪水流干。翘首回望，山峦重重，故乡淹没在无边的烟尘暮色中。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在祖先魂灵的护佑下扶老携幼，挑起担子，再登行程。

　　到达梅江流域的早期客民，选中了这里的大山深谷托足安身。一路南来，他们委亲人于沟壑，弃骨肉于异乡，到了这里，已是身心俱疲。当茅寮草棚在山窝间搭起，那颗悲伤欲绝的心才得到安慰，那双泪流难干的眼才看到希望。草棚茅寮，是先民在陌生的异地打下的生活基桩。清晨，茅舍里的夫妇走出来，面对东山冉冉升起的朝阳，以手加额，庆幸新生，求福未来。客家的历史之页，从此翻开。

　　后来，人们把这里称做“客家摇篮”。

二

　　纵然远离了战乱，生息得以休养，生命得以繁衍，客家人的生活依然艰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辛勤劳作，除去繁重的赋税，仅够果腹。而种种粮赋之外的盘剥，尤其压得喘不过气来，何况还有各种了无尽期的杂役。离乱人不及太平犬，但世事太给予草民的恩惠也不多。大明朝二百七十余年，是客家最重要的稳定期，也是官家最厉害的盘剥期。有明一代，大的战事不多，平头百姓却灾难深重。《明史·食货志》说：“明时，草场颇多，占夺民业。而为民厉者，莫如皇庄及诸王、勋戚、中官庄田为甚。”“诸王、外戚求请及夺民田者无算。”田地被夺走，赋税徭役则层层加码。“近者，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家，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追征。豪强者则大解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于笞楚囹圄者几数百人。”“其实收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官吏豪强的巧取侵夺已经使得民不聊生，各种差役更直接催逼民命。宁都人，清初三大散文家之一的魏禧《役人歌》云：“朝被牒兮暮驱我行，春田厌厌兮不得耕。用一征十兮居其嬴，夏役班兮秋役兴。严冬霜雪下兮雨冥冥，妻子离散兮苦我身，仰呼天兮不神灵。”又有《卖薪行》云：“采薪南山隅，卖薪城东北。下有三岁儿，上有垂白亲。稚儿夜啼饥，天明负薪行。持钱逢里正，缚我诣官庭。跪白此乡夫，身当送王兵。官府畏我走，驱我入狱门。同伴数百十，不逢一亲邻。忍饥乞余食，暂得延残生。择日下州府，随伴及长征。前摇黄旗布，上书某乡民。五十为一队，队队有总辖。我念家中母，欲逃不得晚。驱我入军门，大旗耀云日。后见北边马，逡巡过我侧。陆行负重担，水行牵大船。水深风不顺，力尽船不前，解缆暂登舟，拔刀斫我肩。或遇浮沙潭，并命入黄泉。更驱次班下，努力各争先。舍舟度峻岭，日酷如火煎。路逢渴死人，身僵口微蠕。竟作路旁鬼，仰卧当青天。安得知乡里，一为此人传。”魏禧弟魏礼《修官路》云：“传闻下公令，正当六月天。农夫呼其曹，各就大道边。清晨触寒露，日暮无余间。妇子走相馌，新获委于田。亦有鲜兄弟，爨炊未曾燃。疲病事程作，更仍索餐钱。路宽须七尺，毌使草石连。或者碍五百，当非笞蒲鞭。土颃力量乏，得荫不息肩。我时在行路，宛渴如火煎。为说汝劳苦，答云礼则然。”魏氏兄弟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对明末的繁冗赋税徭役目睹耳染，感受深切。

　　也许，数字更能反映其时客家人的生存状况。宋淳熙十六年（1189），宁都有户45446，口63963；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有户32702，口157306；永乐十年（1412），有户38982，口175305。这是有明一朝宁都客民户口之顶峰。其后，便一落千丈：宣德七年（1472），有户15520，口42153；天顺元年（1462），有户11596，口40914；嘉靖十一年（1532），有户10554，口45153；万历必九年（1581），有户11701；口18126。

　　或许那时的统计数字有误，但户口锐减是绝对真实的。志书可见人口锐减的一些原因：万历十七年（1589），夏秋大疫，死者甚多。万历二十年（1592），蝗蝻蔽野，饥民流离。崇祯九年（1636），大疫。崇祯十七年（1644），大饥。但人祸更是主因，《明史·食货志》云：“户口之数，增减不一，其可考者，洪武二十六年，天下户16152870，口65145812……太祖当兵燹之后，户口顾极盛。其后承平日久，反不及焉。靖难兵起，淮以此鞠为茂草，其时民数反增于前。后乃递减，至天顺间为最衰。成、弘继盛，正德以后又减。户口所以减者，周忱谓：‘投倚于豪门，或冒匠窜两京，或冒引贾四方，兴家多居，莫可踪迹也。’而要之户口增减，由于政令张弛。故宣宗曾与群臣论历代户口，以为其盛也，本于休养生息。其衰也，由土木兵戎。殆笃论云。”

　　清康熙五十年，实行摊丁入田，续生人丁永不加减，民生得到休养，人口迅速增长，至道光朝112年间，宁都已有烟户70087，口266474.人口的兴盛，无疑是一个朝代的兴盛，折射的是当政者的光辉，古今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