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赵絪
王瑶伯伯是父亲清华时代的同学和好友。两人一生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友谊，彼此都有些不屑于对方，但又终生相互牵挂，以至于王瑶伯伯谢世后，父亲对他的弟子与传人予以了密切的关注。这说明透着骨子的老同学的情分依然存在。
王瑶和父亲在学人群中属于另类。两人身上都带有几分狂狷之气，表现也绝对地张扬、绝对地尖刻、绝对地调皮。他们语言犀利，表达观点时淋漓尽致，用词无不用其极，具有很大的感染力，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煽动性——还是一二·九学生运动传承下来的风格。稍有区别的是，王瑶偏重于幽默而尖刻，父亲则更加犀利和义愤，所以他们的倒霉程度也就不一样了。王瑶一沾北大巨匠多多、“天子脚下”的优势，又恰逢“反右”高潮时失足落入下水道住院抢救，侥幸躲过了一顶“右派”的“桂冠”。而他当时的高足们似乎无一幸免地全部落网。所以事后他得以自嘲：“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父亲生性鲁莽，多少有点“二杆子”，使他就没有王瑶的那种机缘，被金钵死死地扣住，这一扣就是二十余年。
1957年赵俪生全家合影
第一次见到王瑶伯伯，是五十年代初我刚上小学时。因王伯伯揶揄过父母的婚姻，告诉所有认识父亲的清华校友，“赵甡结婚了，娶了一个并不漂亮的女人，生了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于是“这一窝并不漂亮的女儿”自然就耿耿于怀，憋着劲地要和这位王伯伯干一仗。时间大约是一九五三年，地点是山东大学蓬莱路一号父亲的书斋，演出了这大不敬的一幕：两个老同学坐在书案的两侧，面对面地唇枪舌剑，三个女儿，以大姐为首席地坐在地毯上，排成一排，像拉拉队似的有节奏地吆喝：“小黑牙，滚蛋！小黑牙，滚蛋！”声高时，王瑶伯伯用手指着坐在地上这群没家教的孩子，冲父亲说：“你看看，你看看，你这是怎么教育子女的？”虽然父亲也“去，去，去……”地轰我们走，我们不走时，他也就不以为然地冲王伯伯说：“说咱们的，管她们呢！”多年以后，我暗悟当年这无礼行径竟为父亲包容而未加制止，实属老爹对师兄的无礼，同时也让我们背负了一生对王瑶伯伯的歉意。
赵俪生夫妇在山东大学研究农民战争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王伯伯到兰州大学来讲学，一进门就对母亲深深一揖，由衷地说了句：“还是老夫人好哇！”其间有对年轻时失礼的言语致歉的含义，同时也有对母亲几十年和父亲同舟共济、共渡苦难的钦佩和赞赏。讲学期间，姐妹们倾巢出动去听他作的曹禺戏剧的大报告，这次不是逐客而是捧角，这让王伯伯很是高兴。经过了“反右”和困难时期，两位老同学比当年稍有收敛，加之厚道的母亲在其间周旋，众儿女簇拥的热烈场面，没有发生相互攻击的一幕。“我现在是苟全性命于治世”这句话，就是那次聚会时，扔俏皮话时扔出来的。
一九六六年初，我应另一位世交、古生物学家周明镇先生之邀，去北京小住月余，其间去北大拜访王伯伯一家。王伯伯因未遭“右派”之灾，故安享三级教授待遇，加之有发表文章的机遇，那时家中已有电视机，满墙书橱俨然大学者的派头。王伯伯喜骑单车，三个子女大、中、小一人一辆，这也绝不是一般知识分子所能达到的。但王家姐妹着装却异常简朴，显得规矩、老实。看样子王伯伯的家教是要比父亲好得多。
北京大学教授、文学史家 王瑶
这两位老同学只要凑到一起，就是相互攻击，从年轻到故去，似乎就没消停过。可他们又彼此深深地牵挂、欣赏，谁也忘不了谁。但在嘴上从来不认账、不服输。比如五十年代初教授定级，有大学研究生文凭、身居北大的王瑶伯伯定为三级教授，来青岛一问，居然大学肄业三年，且是外语系出身的父亲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也定为三级教授。本来就不舒服了，哪知父亲还要挑衅这已经很不愉快了的师兄，摆出了一副 “怎么样？别看我没你那两个文凭，哥们儿照样和你平起平坐”的架势。结果王伯伯只有抬出北大的牌子来抵挡：“我可是北大的三级，你可是山大的三级。”
在教学的这一块领地上，老同学也同样能找出互相调侃的内容来。父亲的普通话虽略带山东乡音，但也算“一口官话”了。而王瑶伯伯至死不改那一口山西腔调。父亲为此不知“臭摆”过他多少次：“多亏在北京上学、教书大半辈子，那个山西调调儿一点都没有改进。”王伯伯颇不以为然地说：“每年开学，都有新生递条子，说听不懂我的山西话，我就告诉他们：‘你就这么慢慢听吧，听习惯了自然就明白了，到时候听懂了，不是我的嘴巴改了，而是你的耳朵变了。’”如此坚守乡音，也实属难能可贵。当父亲知道王伯伯还带有外国留学生时，不无讥讽地说：“你那外国留学生的中国话一定也都是山西味的。”可纵观天下，占据着中国现代文学史这块阵地的许多领军人物、出类拔萃的文化精英，不都是被撇着一口山西腔的王瑶导师带出来的？
赵俪生（左一）与钱伟长（左二）等友人的合影
至于父亲的“台风”已被他的弟子和传人渲染得极为生动，凡是听过他的学术报告和讲学的，从长辈到晚辈，从内行到外行，从欣赏他的到忌恨他的，无不折服他的“一副钢口”。可内中所付出的劳动也只有家人知晓罢了。特别是晚年，他去上课，母亲就得赶紧找出一套更换的内衣内裤，下了课一进家门已全身湿透，立马就得全脱全换，人像瘫了似的要在榻上休息一两天才能缓过劲来，真像铆足了劲唱了一出《挑滑车》，就这样豁出命地干，才赢得了众口一致“美不胜收”的嘉誉。从五十年代带出的孙祚民、孙达人，到八十年代关门弟子以秦晖为代表的“七只九斤黄”，还有在史学领域这块鲜为人知的寂寥园地，稍许留神拨拉拨拉，凡是从山大、兰大出去占有一席之地的各路名师名家，有几个没有听过他的课，有几个不是他身教口传的呢？像王瑶、赵俪生这样在学界薪火相传、门生们名家辈出的导师又能有几人呢？我想在“第一流的名师”行列中，应该有两位先生的身影。
他们走了，没有为他们应成为而未成为“世界级大师”而遗憾。他们不是不在乎名利，只不过他们只在知己知彼、旗鼓相当、脾性相投的师兄弟间相互攀比罢了，其中多少带着“逗着玩”的色彩，骨子中较量的还是学问做得如何、教书教得怎样，不然也不会如此关注对方的专著和他们的后学传人。他们也以己之长攻彼之短，有时显得有几分不够意思和不守规矩，甚至有时显得有失礼仪，但其中文人间的情致雅趣和真性情又是流露得那般机敏、那般天真和那样可爱。
（本文节选自赵俪生之女赵絪《孤灯下的记忆》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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