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叶文福诗词选自序》（七）

金筑子

《叶文福诗词选自序》（七）

我认识一位一辈子研究楚辞的权威教授，闲谈之间很有教益。这位教授对自己和自己的学问异常自信而十分率直，以为学无敌手，旁若无人，聪明过剩，胡吹乱骗，误人误己。他说：“所谓学者，就是拿着学问讨吃的人。你们作家、诗人在那里创作，我们挑你们的毛病，人家以为这就是学问，就叫我们学者。
       某种意义上说，诗人、作家是牛，学者是牛身上的虱子——
       靠 你们的血养活着呢！文人就是措大，你何必去较真呢？”
       这些话对还是不对，我当时没有评论，以后也不想评论。我只是觉得这位权威学者与我的生活和我对文学的思考相去甚远，我觉得陌生。
       有一次在课堂上，他评论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他说：“第一句的第一个词是‘红军’，最后一句的第一个词是‘三军’，两个‘军’字在同一个位置上，这难道不是毛病么？还有，‘红军不怕远征难’，不怕，什么叫不怕？不怕就是怕，汉字的微妙就在于此，我说我不怕你就是怕你。起句就心里发怯，与长征的气势不配。而且，‘难’‘丸’‘寒’，是团声字，‘闲’与‘颜’是尖声字，这在格律里是不属一个韵的。‘金沙水拍云崖暖’，这是单句，单句上是不能出现与韵脚同韵的字的。还有，‘万水千山’，有‘山’有‘水’，后面，‘金沙水拍云崖暖’‘更喜岷山千里雪’，有‘水’，有‘山’，一首诗一共才56个字，就这么多相同的字，这是律诗里不允出现的现象。”
        有一些还确乎有点道理，但有些则纯粹是欺世的胡说。
       确实，一首七律，56个字，一般情况下，能不用重字，当然尽量不用为上。不仅写格律诗如此，便是写现代诗，不也是如此么？这谈不上规律，也用不着规律来定义。只不过是一种文字感觉，写诗的常识而已。应该是中学语文老师讲作文的范畴，何劳专门家来振振有词、更何劳鼎鼎大名的专门家来吓唬人呢？是谁说过一首诗里“不允”出现同字的现象呢？
       他评论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说：“‘成吉思汗’，‘吉’这个字的地方应该是平声字，虽然是名字，是没有办法的，但你可以不用这名字嘛，总归是有办法的。”
公正地说，毛的诗词，其气魄，其特质，其风骨，其品位，其蕴含，其诗意，不仅在当代，便是在中国诗史上，也有他无人可以替代的独领风骚的地位。如果说他是自曹操之后最具有时代感召力的诗人，当不为过。我并不是说毛的诗词好得不允人评论，他有一些诗，无论在思想上、品德上还是艺术上我也并不认可甚至反对，这应是太正常不过的事。如若像这位老先生这样去读诗评诗，与我的乡下阿嫂把我的诗集拿去垫床脚在本质上是一回事。本来，知识只对知识者有用。但这位老资格的教授自作聪明的无知也提示我们，诗只对懂诗的人有用。诗是诗人胸中的浩然之气，诗决不是为不懂诗的人写的。我记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朦胧诗出现时，有的人大喊大叫：诗读不懂。这类人如同被母亲惯坏了的孩子，老大不小了还要母亲喂饭吃，你如若叫他自己端着碗自己吃，他就大喊大叫：读不懂——仿佛以前的诗他读懂了似的。诗人舒婷用一句美丽的诗回答了这种诘问：你读不懂，就叫你儿子读。我是赞赏的。
        凡好诗，是永远无法让人一读就懂的。反之，凡一看就懂的，绝不是好诗或决不是诗。
       李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表面上看，一读就懂。是的，我也曾这么认为。无知使我在许多年间都以为这首诗再好懂不过了。后来，对诗的感悟渐深之后，才懂得这首诗实在写得太好了，好得让人无法评论。好诗如好水，水愈是清纯，虽深犹浅，水底游鱼可数，沙石犹在杯中，读者就愈是不知其深。深入浅出则为上，上上作，不是懂与不懂的问题，而是每一次体会都犹觉未够、愈探愈深的问题。
       有一位青年人问我：“李白这首诗中，为什么用个‘举’字？为什么不用‘抬’字？‘抬头’好像还好些。”我笑起来了，问道：“举重为什么叫举重，而不叫抬重呢？
离家日久的游子思乡思得百无聊赖，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心情沉重得抬不起来了。此处举的不是头，是不知有多重的心情，是不知有多重的思乡之情。抬是抬不起来的，惟举，才可以示其重。”
       诗的珍贵在于：永远无尽的芬芳，无尽的隽永，你愈是把玩，愈是咀嚼，便由口到心，由三魂七魄，到所思所想所幻所梦所怒所痛，乃至生命的主体与客体，都溢满芬芳。于是你便愈是热爱——用爱生命的本能去爱诗。
       好诗是一坛舀不尽的老酒，凡懂诗者，决不敢轻易说自己读懂了这首诗或那句诗。即使是一些表面上仿佛一读就懂的诗句，如“万里长征人未还”，如“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其思想，其情感，其图画，其语言之美，音韵之美，也让人体味不尽。诗是酒，是供人品的，是愈品才愈有滋味的。读诗，写诗，都是在品尝生命，是一种高质量的生命必须具备的本能之美与修养之美的结合。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说，没有诗意的生命是可悲的。屈原跳汨罗江，楚魂千古。陆秀夫背幼主跳海，有几人得知？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教喝茶，说喝茶先要心静，要有坐禅的心境。要渴时不饮，饮时不渴。就是说，要口不渴时就喝茶，慢慢地品茶。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才去喝茶，如果等到口渴时才去喝茶，势必牛饮，反而对身体没有好处。
       喝茶如此，写诗和读诗亦如此。写诗需要心境，读诗亦需要心境。要吟，要品，要嚼，要想，要假设，要创作，要挑作者的毛病，要与诗人比试，等等。这样反反复复地品，读诗才越读越有韵味。恰是不懂诗的人，读了几句诗，便以为自己读懂了，或者不懂，便在那里大喊大叫。这类人，除了不予理睬，还有什么可说的？莫忘了“诗向会家吟”。
       唐朝之所以出那么多好诗，是因为那是个诗的时代，是个崇尚诗的时代。从皇上到子民，都以懂诗、写诗为荣。连胡同里吵架都用诗句。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做犯酸。我们这个时代不是文学时代，是个贫穷革命时代刚刚过去的商业朦胧时代。人们穷怕了，要房子，要官，要挥霍，全部的神经都用来想钱呀钱的，哪里还有读诗品诗的心境？人心如同杯子，如果心里不干净，即使是好酒倒进来，也是要脏的。
       都说李白狂，其实这是无知们对李白的故意或无意的误解和歪曲。
       李白一点也不狂，相反，李白十分谦逊。李白的所谓狂，是狂给他认为的无知者们看的，是他内心的孤独的痛苦备受煎熬的表现。李白是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写诗只不过是他许多才华里的一种才华，于是人越说他是诗人他就越痛苦。而当他一旦看到了好诗，立即心悦诚服，毫不掩饰自己。
       他在黄鹤楼看见了崔颢的七律，便顺其韵叹之曰：“李白有诗吟不得，崔颢好诗在上头。”后来他写了一首七律《登金陵凤凰台》，有许多记载都认为是他“欲拟之较胜负”——想与崔颢比试高下。我觉得这是极大地曲解了李白。以我读诗的感觉和体会，每读到好诗，自当激动不已，思绪纷飞，不能自己。在品诗的过程中，自然有一种挑战作者的潜意识。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根本谈不上什么服气不服气。他的这首诗比之崔颢，到底谁好，用不着我来坦率，前人已经说过了，崔颢的《黄鹤楼》是唐七律之首，根据李白的修养和性格，我相信他也服气。当他看见了武则天给唐高宗的情诗：

       看朱成碧思纷纷，
       憔悴支离为忆君。
       不信比来长下泪，
       开箱验取石榴裙。

       他惊得呆了，自叹弗如。
       毛泽东发表了几十首诗，一些乱七八糟的诗评家们便一窝蜂而上，左一篇右一篇地评论——其实是胡乱吹捧——毛给了他们一个下不来台，他们没脾气了。其实他们怕的不是作为诗人的毛泽东，而是作为领袖的毛泽东。设若毛只是诗人而不是领袖，他们也就不会如此趋之若鹜了。这类角色真是可爱得有点肉麻。这类角色也被人别有用心地捧之为诗人，真乃民族的不幸。
       诗人不是踞傲，诗人只是顽强地守住属于自己的那片贞洁的真诚和净洁的土壤，不容他人随意践踏或污染。作为诗人的毛泽东，也是如此。
倘是崔颢的《黄鹤楼》给这位自以为是权威的老先生横批竖评，不知道该批成什么样子。不懂诗的人是无法评论诗的。
杜牧有一首七绝《江南春》，起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看了这样的评论，直替杨慎难过。
‘     千里’在此处只是个虚词，只是“处处”的意思，他却当作实词看了。他用俗人的眼睛去替代诗人的眼睛。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反驳了杨慎，说：“即作十里，亦未必尽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命曰《江南春》……”何文焕的批驳是对的，但没切中要害。杨慎是根本不懂得诗人写诗是看景看在眼里，动情处落笔处却在乎心中。杜牧此处写的是心中的景，是由眼前而展开合理的想象。设若改“千里”作“处处”，“处”字在此处——处处莺啼绿映红——不仅不好看，不好听，而且在字义上又隔，显得不开阔，言不由衷，意不到位，与上下文无法形成文字场。若作“万里”，则过。极而言之为夸张，过了那个极，则不可信了，就有吹牛的感觉——所以“千里”最准确。有了这极度的辽阔，后面写历史，对历史上的南朝皇帝佞佛是既欣赏又慨叹，应该说是极有深度的。

北山钓者

看来是不懂诗的才作评诗家。

削足翁翁

自斯而后敢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