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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朱大可先生 李西堂 四十年前，在“文革”行将结束的前夕，我们这个偌大的“文明古国”正处于无书可读的年代。然而笔者竟从举国锲而不舍的“破四旧”余烬中，有幸得到一本古董般的《新注唐诗三百首》。 这本1957年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新注”扉页上，赫然印着“朱大可校注”的字样。当时只顾读唐诗，并未理会朱大可是谁。三百一十首唐诗，连同注释，反复读了无数遍，最后竟能将这些诗篇倒背如流，但唯独对朱大可先生其人两眼一摸黑。 四十个春秋过去了，这本《新注唐诗三百首》依然像一个交情至深的老朋友，一直是不才书橱的“座上宾”。但遗憾的是，几十年来始终不知道“校注”此书的朱大可先生何许人也！问也无人知晓，查也无处下手，好在“世纪之交”有了互联之网，据说无所不有，于是顿然觉得“大可”上网一试。 可可可、可是，每次上网查找，都只查到当今正在走红的同济大学教授、知名文艺批评家朱大可——他阁下1957年才出生，显然不是同年“新注唐诗三百首”的朱大可。 不过，从此也长了见识，知道此“朱大可”可不是彼“朱大可”。然而，“彼朱大可”在海量信息的互联网上竟不著一字，这可在敝人心中成了“跨世纪”的老问题！ 直到今年春季，一次偶然机会，笔者从网上找到一个名叫“天风上人”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tfsr ），其中关于朱大可老先生的文章竟有260篇之多！拜读之后，方对“朱大可校注”这五个字陡然有了较为全面了解——原来这位陌生的“老熟人”朱大可先生，泰山北斗，著作等身，大可不是仅仅“新注”过区区三百首唐诗而已！惊愕之余，在下也像陈子昂一样，“独怆然”而生出些许感慨：这是一位几乎被彻底遗忘的国学大师！于是不拘体例，写下这篇介绍先生身世、学问和为人处事的文字，以彰先贤之德，而励后学之志。 话说朱大可先生名奇，字大可，号莲垞，生于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十四（ 1898年2月4日），殁于1978年8月23日，民国时期著名报人、杰出诗人、书法家、古文字学家、华东师范大学国学教授，其生平清澈如水，其学问宏大如山。限于篇幅，我们只能择要述说。 1、家学渊源，人才辈出 朱大可先生祖籍南京，因祖父朱筱亭“官浙右四十年，有惠政”，曾为秀水县（今嘉兴）巡检，遂寄籍嘉兴，故称浙江嘉兴人。父亲朱丙一，号补拙，曾任宣平（今浙江武义县柳城镇）知县，以书画金石闻名于世，秀水邑庙之杨忠烈公涟碑，即出其手笔；其画入选《三希堂画宝》。 大可先生的挚友、著名文史掌故大家郑逸梅（1895—1992年）记曰：大可“先生之太夫人（大可生母沈氏），德清人，与俞曲园（俞樾，1821—1907年，俞平伯曾祖父）同乡，能诗，有《紫石英馆诗集》稿本，每诗经俞曲园亲笔批改，先生宝之，后毁于战火，为之扼腕。” 由此可见，朱家祖上数代读书，一门书香，科举为宦，代不乏人，家学渊源，自然深厚。逮至大可一辈，人才满门，皆为名士。其弟朱其石先生（1906—1965年）为著名书画、篆刻名家，与大可齐名，又与傅抱石并称“江南二石”。 郑逸梅介绍说：“朱其石为嘉兴人，一门四杰，且名与字均为拆字格：兄朱奇，字大可；其（女）弟朱琪，字其玉；朱麟，字其鹿；他则是朱碁，字其石。四杰中，尤以大可之诗，其石之书印最为驰誉。”实则昆仲都擅书法，其石的书名，为丹青篆刻所掩了，而大可则更擅诗才。 大可先生夫人孙慕征（1896—1968年），字企馨，曾从著名词人林铁尊（1871—1940年）、许默斋（王国维同学）、姚劲秋学，亦能诗，所诵“离人魂梦关山阻，寒山生涯蜀道难”句，诗人郑质庵（1896—1975年）赞为“饶有唐音”。 大可长子朱夏（1920—1990年），字小可，国际著名地质学家、诗人，上海诗词学会理事，同济大学海洋地质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大庆油田发现者之一，为中国油气田、金矿勘探开发作出了重大贡献。 朱夏秉承家学渊源，幼年已有佳句，为国学先辈所称道。1928年9月，大可偕弟朱其石，邀著名词人朱古微（1857—1931年，又名朱祖谋，号强村，汪精卫即出其门下）、林铁尊、郭和庭（1885—1938年）、郭起庭(1887—1935年)兄弟诸名家，同游嘉兴南湖朱庵赏桂。八岁的朱夏亦“随父行，见丛桂花发，香飘云外，不觉脱口而吟：‘落尽黄金君莫惜，长留秋色在人间。’古微大称赏，谓：‘孺子可教也’。”（见郑逸梅《朱古微晚年之代笔者》）。 从十六岁起，朱夏先后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地质系、中央地质调查所，十年后毕业，与夫人严重敏一同留学瑞士，仍治地质学，1949年10月毅然中止学业，双双回国，从事地质研究四十余年，足迹遍及全国山川，深感大自然美不胜收，遂于地质之余，秉承家学，耕笔不辍，一生留下诗词千余首，著有《地质旅行记事诗》，1993年4月，《朱夏诗词选集》由地质出版社出版。晚年整理父亲遗著《莲垞古文字考释集》（计有《古籀蒙求》、《说文匡谬》、《石鼓文集释》、《周易复古编》）20万字，然未及付梓，即于1990年11月溘然离世，夫人严重敏教授继之完成，2002年7月书由香港“南岛出版社”出版发行。次年，严教授又选取朱大可《耽寂宧诗》和《朱夏诗词选集》，合为《父子诗词选集》，仍由香港南岛出版，其为先圣继绝学之嘉行，令人起敬！ 严重敏教授与丈夫同庚，是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1939年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解放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90年荣获从事高教40年荣誉奖，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今年已是96岁高龄，仍然健在。 朱大可先生一门，人才辈出，固然有个人勤奋努力的原因，但家学渊源无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信哉，家庭是最好的学校，父母是最好的老师；文化需要世代积累和传承，缺少了积累和传承，每一代人都只能从零开始。 2、著名报人，以文会友 嘉兴，一个充满了人文气息和历史韵味的地方；一个产生了无数硕儒和艺术大师的地方！ 民国以降，嘉兴更是名家辈出：朱大可、其石兄弟，郭和庭、起庭兄弟，王国维（1877—1927）、弘一法师李叔同（1880—1942）、茅盾（1896—1981）、徐志摩（1897-1931）、丰子恺（1898－1975）、朱生豪（1912—1944）、吴藕汀（1913—2005）、庄一拂（1907—2001）、沈侗廔（1919—1989）等，皆以深厚国学及艺术造诣各擅其长，一时名士风流！ 大可先生幼年受家学熏陶，打下坚实的古文基础；1908年，十岁的他拜陆祖谷先生（1874－1944）为师，入私塾念书，兴趣所至，开始大量阅读古典小说。正如他在《稗官谭屑》中说：“余十一二龄，从塾师读，每苦文义不甚充畅。有徐君者，塾师之友，寄居塾中，颇与余善。徐嗜小说，盈笥满箧，皆《三国》、《水浒》、《荡寇》、《岳传》、《彭公》、《施公》、《今古奇观》等书，余偶假其《三国》读之，自觉文思汩汩，迥异从前。塾师视余所作，询得其故，遂恣余所为，不复禁阻，余乃尽取徐君箧中之书读之。”（见《金刚钻月刊》1933年第三期）。这位“不复禁阻”的塾师可谓善于施教，正好成就了大可先生之才。 1913年，十五岁的大可，在“读宋诗时随笔所记”，写下《生春云楼杂录》。十年后——1923年，他与陆澹安（1894—1980）、严独鹤（1889—1968）、施济群（1896—1946）、郑逸梅、周瘦鹃等众多著名报人合办《金刚钻报》，一时人才如云。又越十年，至1933年9月，与施济群创办《金刚钻月刊》，《生春云楼杂录》经作者校订之后重新刊出。 在创办《金刚钻报》的同时，大可还协其继母舅、书法家、小说家、天台山农刘青（1879—1933年）编辑《小说新报》，又供职《申报》馆，且为《新闻报·快活林》撰稿，一度还任上海《新申报》主编，允称一时健笔。 由于从事多种办报生涯，大可先生在民国时期，结交了大批名流硕儒，如他与文坛耆宿张大千（1899—1983）、王遽常（1900—1989）、苏渊雷（1908—1995）、陆澹安、郑逸梅等人过从数十年，以文会友，作诗题画，治学为娱，其乐融融。郑逸梅先生在六卷本著作《郑逸梅选集》中，记载了大可许多嘉言趣行、掌故逸事。当时上海学界，朱大可的大名可谓如雷贯耳！ 然而，大概由于一生远离官场、性喜淡泊宁静的缘故吧，大可先生在文化教育界之外的大众社会，尤其是解放后，竟不为世人所闻，加上他所钻研的国学寓意深邃，阳春白雪，绝非一般人所能问津，名气当然远不如雅俗共赏、自号“下里巴人”的画家张大千及“补白大王”郑逸梅了。 其实，大可与大千二人，早年都拜在杰出书画家、学者曾熙（1861—1930年，号农髯）门下受业、学习诗文与书画，是情谊甚笃的同门师兄弟。大可尤精文字学，而大千的绘画天赋更是早露头角。二人同窗多年，互相敬重，作画题诗，自是相互辉映，相映成趣。设若没有相当的学问，张大千何等人物，岂能与之为伍？ 3、毕生任教，潜研国学 大可少时负笈南京农学堂，毕业后，先后在上海务本女中、爱群女中、正风文学院、正始中学、育才中学、大经中学、比乐中学、南通学院及上海无锡国学专科学院等多所院校任教，主讲国文、诗学、历史等，开始致力国学研究。1949年后，与老友施蛰存（1905—2003）同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1958年退休。 无锡国学专修学院，由唐文治（1865—1954）等人创办于1920年，先后聘请朱大可、王遽常、夏承焘、胡朴安、吕思勉、周予同、周谷城、钱仲联、胡士莹、赵景深、蔡尚思、黄云眉、胡曲园、陆颂襄、顾佛影等知名教授、学者任教。范敬宜先生回忆母校说：“这里集中了当时上海文史哲方面最著名的教授、专家，……可谓名流荟萃。即使在当年上海第一流的大学里，这种情况也是绝无仅有的。”（范敬宜《校长的人格魅力》）。 1940年秋，大可先生在该校讲授 “经今古文研究”、“经学通论”、“书法学”、“诗词学”和基本国文等课程。某次师生座谈会上，先生用他早年应考本校而落榜的事例勉励学生刻苦学习，不料在场的老校长唐文治先生立即致歉说：“昔人谓‘试官无目’，何况本人本属瞽叟（唐先生几乎双目失明），幸先生谅之。考试虽能选拔一般人才，而未必能得真才。入选者究属少数，向隅者多。采用考试，不得已也。然而，自学很不容易。……为学须有师承，更需勤奋，食古而不泥古，有师承而不囿于师说。诸生闻朱先生之言，可以悟为学之途，应知自勉。”（见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唐先生年长大可33岁，又是校长，当众能为晚辈道歉，其尊师重道之风，令人感动，而大可先生毕竟怀有不世之才。 先生一生博览群书，勤于治学。郑逸梅纪云：“大可富藏书，客堂贮书，卧室贮书，连厕所亦列有书架，上厕时可随意取阅”。先生精诗词，善书法，而用功最深，莫过于金石、古文字研究。其于古文字源流辨识和对金石、易学之研究，融经学、小学、训诂、辞章于一体，迈越前人，创见尤多，而不囿于旧说。先生自谓：“独居斗室，与金石为伴，实不孤寂，廿多年来，沉浸于甲金文、石鼓文之探索，参之以清以来考古学家之著述，乐在其中，并不岑寂。”早年著作散见于《东方杂志》等刊物。抗战到解放前夕，先生闭门钻研国学，益臻宏博。建国后，更是专心治学。 1935年正月，大可先生研究小学之著作《古籀蒙求》石印本出版。此书由谢玉岑封面题签，黄宾虹为内页题签，朱其石手书付刻。是书“节录各家考释，益以作者之见。当工具书缺乏之时，颇有益于学子。”（见朱夏《莲垞遗著述略》） 朱先生另一部研究甲骨文和金文的重要专著是《说文匡谬》，其纠误匡谬说文所涉四百余字，字字作了新证考解，特别断言“十干”皆取象于兵器，“十二支”则取义于动物，很有见地。同时，著有《石鼓文集释》，将存世传本互相对照，研究考证，对于王国维、马叙伦，郭沫若、马衡等不同诠说，旁涉相关经子著作，分别作确切论解，可谓言之有据，持之有故。 先生勤于著述，一生撰写了多种研究国学和诗词、书论著述，人称“著作等身”，并不为过，其已出版的有古文字考释专著《古籀蒙求》、《说文匡谬》、《石鼓文集释》、《周易复古编》等，朱夏、严重敏又将此四书合为《莲垞古文字考释集》出版；1955年11月，上海春明出版社刊印了先生的《历代小简》；两年后，上海文化出版社又出版了本文开头提到的《新注唐诗三百首》等著作。后来，严重敏编辑出版了朱大可、朱夏《父子诗词选集》。 此外，先生身后遗著充盈数箧，粗略统计尚有《尚书义疏》、《易经注》（另见《析疑录》及《易解》之名）、《宋诗研究》、《诗坛纪旧》、《耽寂宧兰亭考》、《耽寂宦自选集》及《集外集》、《耽寂宧诗说》、《论印绝句二十四首》、《论书绝句二十七首》（又名《墨池集》）、《新论书绝句百首》、《鸳鸯湖棹歌怀人绝句二百首》、《补和鸳鸯湖棹歌二十六首》、《蝉声集》、《集陶诗》、《金陵诗》、《中风集》、《风生云楼随笔》等著作，均未见付梓而几近淹没。 4、一代诗宗，大音希声 大可先生以诗鸣世，为民国以来杰出诗人。儿媳严重敏教授《〈朱大可、朱夏父子诗词选集〉后记》追忆说：“先翁朱大可，自幼即善诗，年未二十，已崭露头角，佳作《消寒》等编入陈石遗精选之《近代诗钞》（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录咸丰至民国初年369位诗人旧体诗佳作），为当时收录自晚清以来诗人中最年轻的一位。”陈石遗所著《石遗室诗话》，又入选评定大可的三篇佳作，为人所传诵。时，先生诗名不胫而走，名篇佳句，广为传诵。陈鹤柴（1864—1943年）在《静照轩诗话》中赞叹曰：“朱十（即朱彝尊，1629—1709年）以后，复见此才”；清末词宗朱古微亦颇器重，更赠以“莲垞”之号，以莲垞与竹垞（朱彝尊号，同为秀水人氏）相比拟。 但先生永不自满，其诗名见著之后，尚拜曾熙、朱古微、陈石遗、郑孝胥（1860-1938）等大家为师，并长期与之过从酬唱，切磋诗文、书法，学问终过乃师。 1928年秋，大可先生与朱古微等名流十人几度盛游嘉兴南湖，每到朱庵赏桂，皆有诗词画作。先生留下名作《桂香枝·朱庵访桂》一首： 归来怀抱，趁枫叶苇花，湖上秋早。闻得木犀香未，禅心易恼。伽蓝零落钟鱼冷，賸团栾桂之树好。祗园劫后，黄金布地，倩何人扫？ 且莫话淮南文藻，算阅尽兴亡，一般草草。当日词流醉处，凭谁指道？黄絁人去经年事，絮斜阳白头衰媪。不堪攀取，临风笑我，鬓丝欲老！ 两年后——1930年仲秋，先生偕沪上鸣社俊彦，重游朱庵赏桂，再作《庚午秋日偕鸣社诸君同游朱庵》七绝四首： 殿宇荒凉香火空，却留双桂镇西风。 两朝何限沧桑事，都在花开花落中。 年来耆旧苦凋零，载酒何人眼更青。 喜得芗林居士在，霜天一为叩禅扃。 故家休问碧漪坊，乔木难寻绿雨庄。 历尽人间兵火劫，余生端合伴空王。 复社风流故不殊，南湖修禊又成图。 题诗问讯蓝田叔，添画荒庵一角无。 年方十岁的长子“小可（朱夏）方在髫龄，家学渊源，嗜诗特甚。胜日从游，出语惊人。其和老可（大可）……不同凡响”。（苏渊雷《耽寂宧诗序》）朱夏和父诗四首： 岸柳初黄汀蓼红，南湖八月正秋风。 看花又报朱庵好，柔橹声声烟水中。 两树连蜷台桂古，一龛明灭佛灯青。 荒庵也自饶佳趣，岁岁花开户不扃。 鸦翻夕照雁衔霜，君一犹存旧日庄。 欲拟小山招隐赋，只怜好客欠淮王。 年年修禊记鸳湖，访桂朱庵又作图。 试问青城老画手，攀枝人是不才无？ 岂料36年后——1966年夏，文革开始，朱庵那两棵明清两朝“都在花开花落中”的高大台桂被毁！先生闻讯，痛心伤怀，作《朱庵台桂被斫有悼》： 秋老南湖放棹迟，木樨香好共闻知。 两棵前代听经树，一卷小山招隐诗。 几度烽烟皆获免，者番斤斧竟难支。 嗟余老抱鴒原痛，那不横添泪几丝。 不平则鸣。那些兵荒马乱、胡作非为的年代，往往最能激发出诗人的惊世杰作。这几篇绝妙咏桂诗词，写尽人间沧桑，读来意味深长。先生一代诗词高手，其功力之深厚，自是鲜有匹敌。 大可先生不仅工诗，亦雅爱联语，善制长联，不惑之年尝自云：“余二十年前又好读诗，曾集少陵、昌黎、东坡、放翁诸大家诗句为联，积纸盈箧，不下千副。嗣读前贤集联之作，英雄所见，往往略同，悔而弃之，不复示人。”（见《蒲石居联话三续》）而他自己更是创作了大量传世名联。 早在1916年，十八岁的大可先生曾从晚清词人朱古微学联，后来先生回忆说：“余三十年前喜治骈文，张天如所辑之《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常置案头。籍诵之余，集为联语，得二百余副，自题卷首曰《椀鞠续录》，窃自附于家强村（朱古微）《椀鞠录》之后焉。”（见《蒲石居联语三续》）三十年代，大可在正始中学教书，曾向学生讲解对联，又曾在《永安月刊》上发表《蒲石居联话》，惜《椀鞠续录》与《蒲石居联话》以后未能结集出版，但在前人笔记、谱录中多有保存，其中以哀悼师友、亲属的挽联为多。其语言精粹，对仗工稳，切人切事，饱含哀思。 先生平生作诗无数，一生清虚淡泊，身心自在，妙悟言诗，览古写怀，座上皆为名士鸿儒。其有《诗坛纪旧》一书，自纪平素所交往的师友事迹，既属诗话，又类笔记，满纸情极，诗味存真，读来饶有风趣。 先生晚年自跋《眈寂宧自选诗与集外集诗存》云：“余幼即好诗，老而弥笃。平生所作，不下三千首，再三删削，止存什一之数，手写数本，分贻儿孙。”读之感慨不已！ 严重敏补充道：先生“晚年更肆力于诗，以深厚的功力，抒淡远的感情，在源远流长的旧体诗中自成一家。先翁一生诗作三千余首，几经筛选，以楷书缮写成集《耽寂宧诗》，集中多有国内外名家唱酬之作。”（严重敏《〈朱大可、朱夏父子诗词选集〉后记》）。于斯可见，朱先生作为杰出诗人的分量！ 《老子》曰：“大音希声。”王弼注：“听之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朱大可先生以诗鸣世，为民国一代诗杰，然如今却“听之不闻名”。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在我们这个快餐文化时代，能够读懂朱先生深邃诗文的人早已寥若晨星，尽管我们一直在高喊“继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 5、擅长书法，精研书论 书法是大可先生的又一强项。先生自谓从髫年起即习书法，尤钟情于王右军《兰亭序》，所作行楷，摈碑体之矫揉，脱帖书之软熟，自有风骨神韵。晚年专作古籀（大篆），兼谨严秀拔之长，精极一时，为人所重。 先生遗稿《兰亭考》谓：“古今书家以右军为第一，右军法书以《兰亭》为第一，此前贤之定论也。独恨茧纸真迹已入昭陵，后世珍藏皆唐模宋拓而已。余自髫龄，即耽此帖，每见异本，辄临数过。”可见用功之勤。 先生于书法不仅用功勤谨，艺术上更是自觉追求。尝自谓有“三不想”：无理不想，无法不想，无趣不想。其作书谨严不苟，或询之，曰：作书谨严不苟者，辄享大年，古人如此，今人亦不例外。其作品之学理、章法、情趣，正来自这位艺术大家的自觉操守。 大可先生学识渊博，才华横溢，作为书法大家、学者，先生绝非仅仅提笔写字而已，而是理论指导实践，深刻领悟前人经验得失，精研书法理论，一生留下许多书论之作。如初著《论书绝句二十七首》，以诗评论三代古碑至清代包世臣（1775—1855年）等著名书家及其作品，继之则为《新论书绝句百首》，系统评论清末民初书法名家，篇篇富有见地。此外，还有《论印绝句二十四首》，则专论篆刻治印之艺，可见先生猎涉之广。 郑逸梅在《艺林散叶荟编》中记述说：“大可论书法，谓工俗不如拙雅，盖工可于字中求之，而雅非曾读破万卷书不办。袁子才自云拙于书者，然其所书，风神简远，如魏晋间人。邓石如世所推为大家，一生精力，皆致力于书，然读书不多，终有子路行行之概，乃雅与俗之分也。”先生所论之精当，于此可见一斑。
6、爱国情怀，丹心耿耿 大可先生1918年离开家乡嘉兴，寓居上海，直到逝世，未曾远游。旧中国多灾多难，上海的社会情况更是诡谲复杂。朱大可先生身处此时此境，临危不惊，一生执教，淡泊明志，屡辞征召，拒绝做官，也不攀附于人。抗战初期，曾多次拒绝日伪邀请他出任“文化部”高官等种种压力和诱惑，坚贞自守，不惜失业家居。后又坚辞伪中央大学文学院教授之聘，其品行之高洁与当时那些失节附逆文人，判若云泥。 值得大书的是，朱先生是一位具有民族气节的爱国诗人，抗战期间，曾写下《倭难纪事诗》、《双枪女将行》等许多壮怀激烈的诗篇。 例如，民国福建革命先烈陈某，四十而亡，大可先生撰挽联云：“是真一世之雄，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何必千金为寿，左手持螯，右手把酒杯。”这副挽联，句句用典，大气磅礴，写出了革命先烈文武双全、一世英才。 1937年8月，国民革命军空军飞行员阎海文（1916—1937）对日作战时，战机中弹着火。阎海文跳伞后落入敌阵，只身与数十名日军士兵拼杀，继而用最后一颗子弹自杀殉国。大可先生闻报，立即作《飞将军歌》，热情讴歌： “飞将军，从天来。将军控机如控马，超腾倏忽生风雷。左投一弹，天崩地塌；右投一枪，神号鬼泣。咄咄尔倭奴，入寇无时无。狼奔豕突亦何用，会看血肉糜道途。吁磋乎，将军之弹投未定，将军之机忽已损。耸身一跃下苍穹，不幸乃在敌阵中。一枪杀一敌，九枪九命半。留取最后珠，当头奋一击。诘朝四海播新闻，流涕争说飞将军。飞将军，伊何人?阎氏之子名海文。” 一个月后，日本侵略军向上海宝山发起猛攻，守卫宝山的姚子青(1909-1937)将军，率领500余名官兵与敌人激战数日，最后壮烈殉国。大可先生再次饱蘸笔墨，写下《哀姚子青将军》一诗： 孤城斗大屹江东，要策平任第一功。 百道云梯从直上，千门火炮尽横攻。 死能为厉心何壮，生不封侯气自雄。 咫足陈公祠庙在，待濡椽笔署双忠。 1949年，新中国建立，“王师北定中原日”，先生意兴盎然。是年十月十七日，殊逢文化名流集会纪念陆放翁诞辰825周年，先生即席赋长诗，慷慨而歌：“却将一事告吾翁，中国居然有完土。”喜见统一，爱国情怀，溢于言表。 尽管极左的年代，知识分子处境极其艰难，但大可先生像东坡居士一样，依然保持乐观向上的处世态度。1976年10月，先生忽患中风，仍于病中不废吟哦，三个月中，“得（诗）七八十首，命之曰《中风集》”（《中风集·弁言》）。于斯可见先生之才情和为人之达观。 一代学人朱大可先生，多才多艺，文满天下，如今却被深深遗忘，声名还不如眼下唱“二人转”的三流艺人。此非大可先生之悲哀，乃是势利的时代之悲哀！ 2015年7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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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12 16:4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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