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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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阿骚仔 于 2018-3-31 16:44 编辑
在中华诗词里,我们可以发现文人诗与民歌有着很深的关系。《楚辞》里的《九歌》就是屈原取湘、沅地区的民歌改成的;刘禹锡的《竹枝词》也是刘禹锡本人取巴、渝地区的民歌改成的。本歌因客观因素已没法见到,所以我们没法作比较,但依据后来的民歌可以推测更早前的民歌在修辞方面,比文人改过的要差些。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民歌并非不能改为文人诗,而关键取决于改的人的手法高妙与否。只要改的人能留住民歌原有的情感,语言又能活泼而不拘束;笔调自然而不牵强,就能改写成功抑或超过本歌。
事实上有的民歌与带有民歌色彩的文人诗,我们弄不太清楚究竟是文人取材于民歌,还是民歌由文人诗演变来的。例如有人举了首苏杭地区民间妇女传唱的民歌:
“做天难做四月天,
蚕要温和麦要寒。
种菜的哥哥要落雨,
采桑的娘子要晴干。”;
而北宋苏舜卿有诗云:
”南风菲菲麦花落,
豆田漠漠初垂角。
山边夜半一犁雨,
田夫高歌待收获。
雨多萧萧蚕簇寒,
蚕妇低眉忧茧单。
人生多求复多怨,
天公供尔良独难。“
比较下这首民歌和苏诗,问题就出来了,我们为之困惑的是,究竟是苏舜卿的诗取材于民歌,还是民歌是从苏诗变化来的?再从所例举的这首民歌和文人诗来看,我们起码可以得到这么个认知:只要改得好的话,民歌是可以改为文人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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