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读某公新著,对钱钟书颇多不满,其立论有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处,而对钱钟书诋毁则有不遗余力,而对古圣先贤无敬仰之心,动辄批判几千年积累的德性和智慧,只能是可悲可笑的狂妄。(某公新著论钱钟书)欲为扬陆,抑钱太甚而至于轻薄,学者心性,譬诸渊水,终是难测。以《宋诗选注》录陆诗为迎合潮流明哲保身,同一书也,其不选文天祥《正气歌》又作何解?
附:钱钟书《宋诗选注》为什么不选《过零丁洋》《正气歌》 穿越梅嶺 1957年6月,钱锺书开始编著《宋诗选注》。那时宋诗远不及唐诗热门,宋诗数量浩繁,研究又几乎是空白,要做这个项目工作量极大,对学术水平要求极高。 该书1958年9月一经出版,即被批判,原因是未选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和《正气歌》。 或许,钱锺书先生对此早有预料。《宋诗选注》初版三十年之后,著名文学家潘耀明先生欲印行该书的香港版,他特邀钱锺书再写了一篇序。钱先生在文章开头便说,“这本书在一九五八年出版,受到一度公开批判”。接着以特有的钱氏幽默和许多轻快的揶揄,带出一个沉重的旧话题。该文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转载时,作者又做了稍许修改,并重新冠以醒目的标题——《模糊的铜镜》。现依最新版摘抄如下: 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原因,我以为可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只有些评论和注解还算有价值。不过,一切这类选本都带些迁就和妥协。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分身制”。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这届得保留名位;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统战”。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利,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这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小因素,也是文艺社会学里一个有趣的问题。 我们有幸读过许多钱锺书的作品,此文最是精妙。娓娓道来,言外有音,韵味令人琢磨不尽。 编书向有官修和私著之分。官修在一定的意识形态下,有时是为政权服务的,那么,取舍标准便是以该政权之取向为取向,多不顾及艺术性和作品的风格。 私著,一般都会由编著者对于审美取向的而决定作品入选的尺度,史上一些著名的文选、诗词选,无不体现编著者的理论主张。 就几种著名的宋诗选本来看,都没有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清代陈衍的《宋诗精华录》,近代高步瀛的《唐宋诗举要》,钱钟书的《宋诗选注》,金性尧的《宋诗三百首》。 陈衍是“同光体”的祖师爷,其不喜此诗,自在情理之中,钱先生为石遗老人弟子,取向可知。高选为49年前编订。金选成书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其又供职于某出版社,亦未选入,于本书前言中并未提及何因素,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出版的《伸脚录》中,于《两本三百篇》中方见片言只语“我们不选文天祥的《正气歌》,就因其正气有馀而诗味不足”。 从以上四种选本可知,《正气歌》的不能入选,大概就是因其没有诗味吧。不过,钱锺书并非忽略文天祥的诗,他把文天祥的诗分作前后两个时期,一是元兵打破杭州,宋帝被俘虏以前,认为“这个时期里的作品可以说全部都草率平庸”。二是文天祥从元兵的监禁里逃出来,直到再度被捕被杀。这一时期的诗歌“大多是直书胸臆,不讲究修词,然而有极沉痛的好作品。”《宋诗选注》共选了文天祥四首诗,《扬子江》一首属前期作品,《南安军》《除夜》和《金陵驿》三首属后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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