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诗应该以理服人
翻阅《中华诗词》2014年第9期,偶然看到杨光治先生《时下诗词几弊》这篇文章,发现拙作《侗乡井台晨曲》(载《中华诗词》2014年第3期,全文如下:“清澈山泉润侗乡,亭台小巧角檐张,青葱白菜红酥手,银桶金钩担水郎。”)受到杨先生器重,也列入“‘土豪’气派”而遭到批评。余诚惶诚恐,一口气读了下去。杨先生说:“侗乡人民生活大有改善,这是事实。但‘红酥手’、‘银桶金钩’之类的描写,则是脱离生活实际的封建时代闺阁式的涂饰。这种庸俗诗风应当唾弃。”我不知道 “土豪”一词古意今意的区别,不知道“‘土豪’气派”所指为何,更不知道杨先生是如何把“闺阁式的涂饰”与“‘土豪’气派”挂起钩来的,但知道刘禹锡有句曰“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按杨先生的逻辑,难道刘禹锡是在为山民炫富吗?也可能是“红酥手”三字引发了杨先生“宫墙柳”的无聊遐想,做出了“闺阁涂饰”的判断。诗题已点明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清晨姑娘们来到井台边洗菜,手冻红了,难道就不能称之为“红酥手”吗?难道“红酥手”只能长在大家闺秀身上吗?再说,晨曦照在白铁桶上,闪闪发光,被描绘成“银桶金钩”错在哪里?是不是只有写成“青葱白菜粗皮手,铁桶铁钩担水郎”您才满意了呢?杨先生这样的理解是否有点“食古不化”,像您批评别人的那样? 于是我又看了杨先生文章的其他段落。越看越觉得这篇文章并不是什么诗评,因为诗评就诗论诗,不会无限上纲,给别人扣上一顶一顶不实的帽子。 我们再看“二是浮夸嘴脸”一节。“浮夸”是个社会学名词,“嘴脸”是个贬义词,常出现在当年“大批判”的文章中。杨先生在诗评文章里使用“嘴脸”一词着实使笔者惊诧!杨先生先下了一个判断:“违背情理的狂热夸张就是‘浮夸’”,于是乎《擦鞋女》(“擦亮人间一片天,弯腰曲体亦安然。不悲世俗存偏见,干净莫过辛苦钱。”)的第一句成了杨先生的靶子,说作者“‘牛’ ‘吹’得离谱”,还端出一位友人,说什么“擦亮人间八片天”就更好了。杨先生怎么就忘记了严羽“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的告诫呢!您知道吗,有多少个贫困家庭,靠妇人擦鞋、補衣、家政之类的微薄收入维持一家老小生计,如果顶梁柱稍有闪失,那真是塌了天!这难道是“浮夸”吗?小诗作者尚且能体察底层民众的辛酸苦乐,写出了如此生动的句子,您怎么就可以冷讽热嘲呢? 再看“四是‘老干’姿态”一节。如何看待“老干体”,许多诗家都有中肯的评价。杨先生“‘老干’姿态”一说,可谓标新立异。然而笔者不知道这“姿态”是高是低、是真是伪?杨先生在分析这类作品产生原因时说,“实际上,这类作品是长期以来,在主流思想哺育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势的产物”,请问“主流思想”所指为何?为什么躲躲闪闪不肯说明白呢?杨先生还说,“也是由于传统诗词受‘不宜提倡’的重要指示的影响,导致有些人失去学习机会而沦为诗盲的结果”,您前面不是说“这些作品符合格律”吗,怎么一会儿又说别人是“诗盲”?难道“在主流思想哺育下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及其产生的作品都要一概否定吗?难道只有像您说的聂绀弩、邓拓才不算是“诗盲”吗?文章读到这里,人们总算明白了杨先生的醉翁之意! 评诗应该是善意的,对提高诗艺有帮助的,应当以理服人,就像诗评家丁国成、熊东遨、胡迎建、杨逸明们所做的那样。文章一开头,杨先生就说自己是一名“诗歌编辑”,“已在诗坛混迹数十个春秋”。越是这样,越不能以诗坛泰斗自居,时而指责新诗“境况不妙,虽然‘主义’炫人眼目,‘流派’变换无穷,但很多作品都沦为无关痛痒、不涉悲喜、难读难记的废话,导致读者大量流失”(姑且不论在旧体诗词刊物发表如此言论是否恰当);时而大笔一挥,指向旧体诗坛,不分青红皂白斥之为“不伦不类的货色”,而且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这难道能促进新旧诗坛的和谐共处、能推动诗词创作的繁荣发展吗?我想答案只能是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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