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中的文灾字祸歧义 作者 刚刚

孤鹤

“文字之狱”这一说法，则始见于清代嘉庆朝的文人著述中。

文字狱源于文化专制主义。发肇于孔子删诗所创造的微言大义。孔子以“无邪”论来删诗，无可厚非，但删出来的《诗经》其实仍然充斥情爱之作，于是不知是他本人还是徒子徒孙编造出微言大义之说，这种微言大义形成一种很不好的学风，牵强附会捕风捉影想当然，文字狱中的诗词歧义有的就是利用这种方法上纲上线莫名其妙的和子虚乌有制造的。古代因言获罪的可上溯到夏桀商纣，文字狱则一般以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始，秦始皇的坑儒，是儒散布谣言而引起来的，属于因言惹祸，是文祸，却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字狱。真正文字狱始作俑者是孔子，据《荀子·宥坐》记载，孔子代理鲁国国相七天就杀了名人少正卯，列其罪五条，其中两条“为巧言惑众而强词夺理”；“记是非，丑事而又广博”，就是在学术上的文字狱。文字狱是以犯人的文字，通过歪曲、强解，形成罪名。

广义的文字狱，大抵可分两种。第一种属于揭露当朝皇室家底这类，典型的自杀性行为。毕竟哪怕文明开化的今天，走在路上如果碰到个素不相识的人大声宣扬你家七大姑八大姨直属亲戚的私声秘闻，恐怕当事人也会禁不住使出夺命钢琴手。不过，这类情况相对很少，几乎全部出于集典修史这些工作，如南北朝的“国史之狱”，清代的“明史案”，“《南山集》案”等。第二种，绝大多数文字狱，多是由各类文学创作，诗词曲赋，奏折进言等扩大化而来。如果细心研究，不难发现，第二类，即最广为人知的文字狱，其中多有值得玩味推敲的曲折。

文祸中有的人确实是在“讥刺”时政，有的人的确在“谤讪朝廷”， 有的人的确对当权者心怀“怨望”， 有的人也的确有异端思想，还有人是持有不同的政见，但在文祸史上，绝大多数却是“千古奇冤”，即罹祸者并未“讥刺”、“谤讪”朝廷，也算不上是什么“异端思想”，甚至连“心怀怨望”也算不上，仅仅因个别文字不慎犯了统治者的忌讳，便招来大祸。这才是真正的文字狱。

   中国的象形文字蕴含的信息量常常不是拉丁字母组成的文字所能够相比的。一语双关，一字多义，音形相互映衬，因此，容易发生歧义。这种歧义常常就为制造文字犾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文字狱最重要、最本质的特征是：不以作者的行为方式作为主要罪证，而仅仅从作品的文字推求作者的思想倾向而置之以法。文字狱并没有一定的法律标准，有意讥讪也好，无心犯忌也罢，全凭独裁者的一句话。

文字狱的处理是非常残酷的，逮捕、抄家、坐牢、受审，判罪极重，至少是终身监禁，流放偏远，充军为奴，大多数是杀头凌迟。已死的人，则开棺戮尸。而且一人得罪，株连甚广，近亲家属，不管是否知情，即使目不识丁，也一概「从坐」。作者犯了罪，写序、跋、题诗、题签之人都有罪，所有与刻印、买卖、赠送书籍有关的人也都有罪。地方官有牵连的自然有罪，沒有牵连的也犯了「失查」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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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恽《报孙会宗书》
第一起典型的文字狱是西汉的杨恽，他因言获罪，失去官职爵位，于是广置产业，兴造宅第，寻欢作乐。友人孙会宗写信劝他谨慎自守，闭门思过，他却在《报孙会宗书》中发泄牢骚。后来杨家一仆上书告发杨恽居家的牢骚怪话。廷尉从杨家搜出《报孙会宗书》，宣宗读了此信，非常恼怒。廷尉便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将杨恽腰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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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琰给杨训信
建安21年（216年），曹操封魏王，属官杨训上表颂扬曹操功德。有人讥笑杨训贪图富贵，有意谄附，说杨训的荐主崔琰荐错了人。崔琰要了杨训颂表的草稿，读后写信给杨训，内有“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这本来是安慰杨训、捎带对那些吹毛求疵之人发一点牢骚而已，却有人向曹操煽风点火说他是“傲世怨谤”。一贯生性多疑的曹操很生气：“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于是就下令惩罚崔琰做苦工。他派人去看正在受处分的崔琰时，崔琰“辞色不挠”，没有一点服软求饶的意思。正在气头上的曹操于是下令说：“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赐死崔琰。失望至极的崔琰便自杀了。崔琰本为袁绍部下，后归曹操，为东西曹掾属徵事，敢直谏，曹操很看重他，迁中尉。这次却马屁拍到马脚上，丢了自己的性命。“会当有变时”，崔琰本意与曹操理解便形成歧义。
文字狱真正形成在宋朝，文字狱成为宗派倾轧的手段之一，先是一方借文字作品制造舆论攻击对方，另一方则用对方攻击文字制造文字狱以回击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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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乌台诗案
乌台诗案，是北宋年间的一场文字狱，结果苏轼被抓进乌台，被关4个月。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句，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实有些讥刺时政，包括变法过程中的问题。这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所谓“乌台”，即御史台，因官署内遍植柏树，又称“柏台”。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乃称乌台。所以此案称为“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作者无意，读者有心，古代文人因为客观环境使然，总是习惯于在谴词造句上表现得十分微妙，而读者也养成一种习惯，本能地寻求字里行间的含义。比如御史台里的“新进”们。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大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给苏轼扣上“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明明是苏轼在讽刺他们，而他们反说苏轼愚弄朝廷。这里还有一点背景，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分别是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于是“生事”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新进”则是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后杞菊赋　并序／苏轼
注释　赏析
　　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於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然后知天随生之言可信不谬。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

　　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
　　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听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梁肉而黑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於梦寐，卒同归於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

【注释】
唐陆龟蒙作「杞菊赋」，苏轼此篇是继陆龟蒙之杞菊赋而作，故名「后杞菊赋」。杞菊可能是枸杞与菊花，枸杞茎叶及果实皆可食。

还有《杞菊赋》的序言里曾提到吃杞菊的苦种籽，御史认为作者是在直接讽刺全境百姓的贫穷，尤其指朝廷对官吏薪俸的微薄。

日喻（苏轼）

生而眇miao3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 ，以为日也。

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异于眇。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钟而之龠yue4，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然则道卒不可求欤？苏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谓致？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南方多没水，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于水之道者。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问于没人而求其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学而务求道，皆北方之学没者也。

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今世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渤海吴君彦有志于学者也，方求举于礼部，作《日喻》以告之。

御史认为作者“生而盲者不识日”是讽刺科举考生的浅陋无知，讽刺考生不通儒学，只知道王安石在《三经新义》里对经书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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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挚私书事件
奶娘事件之后，朔党走到了顶峰，党魁刘挚高升，从御史台长官升为次相。这时放眼大宋官场，朔党根基之牢、人脉之广、党内团结程度、党魁职务之高前所未见，从哪方面看，都必将形成吕夷简、王安石般长期执政的势力。可刘挚连同庞大的朔党在8个月之后就灰飞烟灭了，只因为一封私人信件。
信写给一个哲宗登基前夕的风云人物——邢恕。邢恕是个有来头的人，他出身在程颐的学堂，受司马光、吕公著的喜爱，当官后一度和王安石走得很近，在新党集团工作，关系网横跨新、旧两党，是做事到不择手段的那种人，和刘挚有点交情。
这些年里，他因为当初押错了宝，贬来贬去，一直 贬到永州（今湖南零陵）监仓。他便给刘次相写了封信。看在从前的情份上，给兄弟讲讲情吧。刘挚一时心软，情是没讲，回了封信，里边有这么一句安慰话“永州佳处，第往以俟休复”之语（“休复”出自《易经•复卦•六二爻》：“休复，吉”）。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邢老弟你不要郁闷，永州是个好地方，你去吧，等待将来的好运。
这不过是一时勉慰的客套话。　可是经过乌台诗案、车盖亭诗案之后，北宋官场的文字能力提高得实在是太快了，什么样的词句都能有新注解。有排岸官茹东济，倾险人也，有求于挚，不得，见其书，阴录以示御史中丞郑雍、侍御史杨畏。二人方交章击挚，遂笺释其语上之，曰：“‘休复’者，语出《周易》，‘以俟体复’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复子明辟也。”还政，即“复子明辟”的官方用语，指的是撤帘，把皇权还给小皇帝。他们把“休复”定位成“复子明辟”，结合刘挚信里整句话的意思，可以翻译成——邢老弟你不要郁闷，永州是个好地方，你去吧，好好改造，等待太皇太后哪天还政。郑、杨两人义愤填膺，刘挚当着太皇太后的官，居然盼着领袖下台，为将来做别的打算，他是个居心叵测的奸臣！又章惇诸子故与挚之子游，挚亦间与之接。雍、畏谓延见接纳，为牢笼之计，以冀后福。宣仁后（高滔滔）于是面喻挚曰：“言者谓卿交通匪人，为异日地，卿当一心王室。若章惇者，虽以宰相处之，未必乐也。”挚皇惧退，上章自辨，执政亦为之言。宣仁后曰：“垂帘之初，挚排斥奸邪，实为忠直。但此二事，非所当为也。”以观文殿学士罢知郓州。给事中朱光庭驳云：“挚忠义自奋，朝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罢，天下不见其过。”光庭亦罢，七年，徙大名，又为雍等所遏，徙知青州。
郑雍、杨畏又开列了“朔党”名单30人。这件事说明北宋党争的激烈，党人的起伏升降并不都以是非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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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文馆狱
绍圣四年（1097），新党罗织“同文馆之狱”，再度策划了一起重大的打击旧党的事件。事起于刘挚、吕大防为相时，文彦博之子文及甫正居丧，他曾被刘挚弹劾外调，这次恐除丧后不得京官，便致书好友邢恕，其中约略有“毕禫当求外，入朝之计未可必，闻已逆为机穽，以榛塞其途。”“改月遂除，入朝之计未可必。当涂猜怨于鹰扬者益深，其徒实繁。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济之以‘粉昆’， 朋类错立，必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可为寒心。”等语，邢恕本尽知道其意所指，以书示蔡硕、蔡渭，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硕，尝于邢恕处见文及甫元祐中所寄恕书，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谋。及甫，彦博子也，必知奸状。”以此书作为刘挚、吕大防陷害蔡确，并意图倾危社稷的证据，说信中提到刘挚、梁焘有废立阴谋。于是，八月，宋廷置狱同文馆，诏翰林承旨蔡京主治此狱，其同党吏部侍郎章惇为辅。逮捕文及甫审问此事。文及甫尝语蔡硕，托其亡父尝说司马昭指刘挚、吕大防独当国久；粉昆指韩忠彦。韩嘉彦尚主，盖俗称驸马都尉为“粉侯”，人以王师约故，呼其父克臣为“粉父”，忠彦乃嘉彦之兄为“粉昆”也。“眇躬”，及甫自谓（谦称）。及置对，文及甫按邢恕授意改口，以司马昭比刘挚如旧，而粉昆乃谓指王岩叟面如傅粉，故曰“粉”，梁焘字况之，以“况”为兄，故曰“昆”，“眇躬”乃以指哲宗，斥挚将谋废立，不利于上躬。这样解释，就等于指认刘挚、吕大防、梁焘、王岩叟等人结成朋党，共谋“危害宗社”。又问实状，但云：“疑其事势如此。” 蔡京后来上报朝廷：“事涉不顺，及甫止闻其父言，无他佐证，望别差官审问。” 乃诏中书舍人蹇序辰审问，仍差内侍一员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将悉诛元祐旧臣，内结宦者郝随为助，专媒孽垂帘时事，此案牵出内侍陈衍交通大臣泄露内廷机密和内侍张士良曾听到高氏废立话语（张未承认），建言欲追废宣仁圣烈皇后（高太后），惇、卞自作诏书，请上诣灵殿宣读施行。皇太后方寝，闻之遽起，不及纳履，号哭谓上曰：“吾日侍崇庆，天日在上，此语曷从出？且上必如此，亦何有於我？”皇太妃同皇太后谏上，语极悲切，上感悟，取惇、卞奏就烛焚之，禁中相庆。随觇知，亟以语惇、卞，明日再具奏，坚乞施行。上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庙乎！”抵其奏於地。陈衍处死，刘挚、梁焘以“诚有是心，然反形未具”结案，高太后事不了了之。文及甫释放，蔡京、章惇升官。
章惇心有不甘，又上书称司马光、刘挚、梁焘、吕大防等变神宗之法，不愿哲宗亲政，有欺君之罪。会挚卒，于是哲宗下诏禁锢刘挚、梁焘的子孙于岭南，挚子免官，与家属徙英州，凡三年，死于瘴者十人。削王岩叟诸子官职。
此案乃文及甫为了害人自造歧义。其结果是害人又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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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钧起草《罪已诏》
金朝皇统九年（1149）初夏，京城上京雷电，死伤数百人，烧坏了熙宗寝殿帷幔，于是金熙宗命翰林学士张钧起草《罪已诏》，文章中有“德弗类，上干天戒”及“顾兹寡眛，眇予小子”的语句，是仿《尚书》而来的。不料参政事萧肄一向讨厌张钧，就乘机进谗言：陛下，这个弗类，是大无道的意思，寡者，是孤独无亲的意思，眛者，是说陛下很傻很天真不晓人事的意思，眇者，是说陛下有眼无珠，小子，是对婴孩的称呼。这是汉人用文字咒骂主上，张钧大逆不道。……
    金熙宗喝得迷迷糊糊，闻言大怒，当即命将张钧拖下，重责一百大板，然后砍断手足，又拿剑往张钧的嘴吧里捅，最后将张钧剁成肉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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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桧大兴文字狱
“绍兴党禁”期间所兴文字狱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手段之恶劣是空前的。深文周纳的结果，是造就了一批无耻之徒，“持告讦为进取之计”，甚至“虽朋旧骨肉，亦相倾陷，收尺牍于往来之间， 录戏语于醉饱之后”，“发亲戚箱箧私书，讼于朝廷，遂兴大狱，因得美官”。“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常为治史者举例提及的就有：孟忠厚“辞表案”，胡铨“奏疏案”与王庭珪“送胡铨诗案”，李光“私史案”，吴元美“《夏二子传》案”，范彦辉“《夏日久阴》诗案”，程瑀“《论语说》案”，沈长卿、芮晔“《牡丹》诗案”等。这些文字狱大都连坐数人，而当事者或流放岭海，困死贬所;或永不收叙，抄没家产。
宰相张浚被贬永州后，给朋友孙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帝秦之祸，发迟而大”；徐俯的贺表中有“祸福倚伏，情伪多端”的句子；连南夫的贺表说：“不信亦信，其然岂然？虽虞舜之十二洲，皆归王化；然商于之六百里，当念尔欺！”秦桧看到了诸如此类的字句，勃然大怒，日后对张浚、徐俯、连南夫等人先后皆予以打击迫害。

曾与秦桧关系不错的吕本中（字居仁，当时著名的学者，世称“东莱先生”）因后来与赵鼎交往，被秦桧嫉恨。《哲宗实录》修成后，吕本中奉诏起草制文，其中有“合恶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贱霸；散牛李之党，未如明是以去非”几句话，秦桧便抓住这几句话诬奏吕本中是“受赵鼎的指使，等和议不成，以此为脱身之计”，又指使其爪牙、御史萧振上疏弹劾，吕本中遂被罢职。公元1145年，吕本中死于贬所，年61岁。
1.胡铨之狱

朝中就金国入侵战和问题斗争十分激烈，胡铨闻知秦桧于1138年8月派王伦为计议使出使金国乞求和议，屈辱称臣，于是，胡铨挺身而出，向赵构呈上一篇《戌午上高宗封事》大意为：

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顷缘宰相无识，遂举以使虏，专务诈诞，欺罔天听。父子为虏，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夫无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为金虏之天下，以祖宗之位为金虏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则祖宗庙社之灵尽执尽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裂冠毁冕，变为胡服。

堂堂大国，面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王伦不足道 ，秦桧以腹心大臣而亦为之。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导陛下为石晋。秦桧，大国之相也，反驱衣冠之俗，则为陛下之罪人！臣备员枢属，义不与桧等共戴天。

    这篇疏文，有如一碗尖嘴辣椒汤呛得秦桧浑身燥热，有如一盆开水朝秦桧光头一淋。秦桧加胡铨“狂妄凶悖，鼓众劫持”的罪名，遣送昭州编管，后改为监广州盐仓，次年改签书威武军判官。绍兴和议订立后，徽宗梓宫和韦太后被金人归还，秦桧唆使谏官罗汝楫追劾胡铨 “饰非横议”。因胡铨以前的疏文中有 “梓宫决不可还，太后决不可复”的话，徽宗的梓宫和太后被迎回，胡铨的猜测没有兑现，就要给他罪名。胡铨逃不脱秦桧的魔掌，得了个加重处分，编管新州。胡铨的那篇疏文却名闻天下，一时被广泛传抄，刻印，连金国也重价求购，十分称赞胡铨的忠君之德和文章之才。凡是传抄刻印者都被重处，官员遭流放，百姓遭刑法。受牵累的官员有，宜兴进士吴师古，监登闻院陈刚中作启送行，荣陵县丞王庭圭作诗送行，著名词人张元千作词送行，皆处分。还有通判方畴通判方畴亦以通书于铨，除名，永州编管。

这一起文字狱是南宋的第一大狱，由胡铨疏文而起，是一起典型的公报私仇狱，这么多官员受累，给朝廷带来了不少损失。

2、《夏二子传》案

吴元美 字仲寔，福建安抚司机宜（一种小官名）。吴元美写了篇《夏二子传》。所谓“夏二子”，指蚊子和苍蝇，本是声讨蚊蝇的文字游戏。吴元美的《夏二子传》略云：“天命商以伐夏，是以伊尹相汤伐桀，而声其刻剥之罪。当是时，清商飙起，义气播扬，劲风四扫，宇宙清廓。夏告终于鸣条。二子之族无大小长少，皆望风陨灭，殆无遗类。天下之民，始得安食酣饮，而鼓舞于清世矣！”

郑炜是吴元美的老乡，也是他的冤家。持以告本路提点刑狱公事权福州孙汝翼，汝翼恶之，抵玮罪，玮怒，便在绍兴二十年六月，写了一篇分析《夏二子传》的表章呈给秦桧，说吴元美“讥毁大臣”。郑炜还告诉秦桧，吴元美家的亭子叫“潜光亭”，堂名“商隐堂”。郑炜说：“亭号潜光，实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本无意于事秦。” 商隐堂恰好与唐朝诗人李商隐同名，商，是说商鞅，商鞅是为秦孝公做事的，他要商隐，显然是不事秦的意思。秦桧有个政敌叫李光，所以郑炜认为吴元美将家中的亭子取名“潜光亭”是“有心于党李”。宋高宗却说: “元美撰造谤讪，至引伊尹相商伐桀事，其悖逆不道甚矣 !”秦桧遂下令将吴元美抓了起来，大理寺上奏，认为 “法当死” ，皇帝 “特宥之”，除名容州编管，再贬谪南雄，吴元美遂死于此。

3、张伯麟案

绍兴十四年六月乙未，右武大夫华州观察使提举佑神观白锷特刺面配万安军。时闽、浙大水，陪皇太后韦氏归宋的宦官,名叫白锷（建炎时宦官中的头面人物），他与洪皓素不相识，宣言“燮理乖缪；洪皓名闻中外不顾用”。太师秦桧闻之，奏系锷大理寺。锷客馆太学生张伯麟，尝题太学壁曰；“夫差，尔忘越王之杀而父乎?” 意在讥刺宋高宗卑屈事仇，伯麟亦下狱。狱具，锷坐因伯麟问“何故不用廉访使”，锷答曰以“任内臣作耳目，正是祖宗故事，恐主上不知”，因出言排斥。案奏，乃有是命。伯麟亦杖脊刺配吉阳军。御史中丞詹大方即奏皓与锷为刎颈交，更相称誉，诳言惑众。时皓以徽猷阁直学士。丁酉，召皓提举江州太平观。

《尚书·周官》有“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之说，后来人们遂将此作为宰相之职事，若阴阳失调，宰相应该引咎辞位。白锷因水涝而言“燮理乖缪”的用意也在于此，故触怒了秦桧;又因秦桧梦宰相而为洪皓鸣不平，加上与张伯麟关于“何故不用廉访使”的一段对话，则属“指斥乘舆”，所以三大“语罪”并罚，并累及洪皓，使之无辜获罪，横遭罢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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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讲解》案
《论语讲解》，又名《论语说》《论语解》，是曾任龙图阁学士的程瑀注解儒家著名经典《论语》的一部学术著作。
因程瑀《论语讲解》一书中“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阴中人。至‘周公谓鲁公’,则曰可为流涕。”桧以为讥己。  
弋不射宿，出自《论语。述而》：“子钓而不纲、弋(ｙì)不射宿。”原意 箭不射归巢歇息的鸟。程瑀解释说弋不射宿是孔子不欲暗中伤人。
周公谓鲁公，出自：《论语•微子》：“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 意思是周公对鲁公说：“君子遗弃自己的亲属。不让大臣抱怨不为所用。故臣旧属没有大的过错，就不要舍弃。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 瑀解释说周公的话使人读了流泪。
《论语说》的著作，可以说算是程瑀人生的感悟！程瑀这篇名为《论语说》的著作，并没有指名道姓的去说谁的不是，他只是把他自己的精力与自己的感悟写了出来而已。 即使是对秦桧不满，也没有提名点姓，然而，就算是自己的感悟，秦桧却要对号入座从中找出是在骂自己的话，认为这篇文章是针对秦桧本人！这时有告密者将饶州知州洪兴祖、京西转运判官魏安行他们俩对程瑀所著的《论语说》大大的加以赞赏，洪兴祖写序述其意的事儿告诉了秦桧。
程瑀死后的绍兴二十四年(1154)，右正言王珉先后两次弹劾洪兴祖与魏安行外加程瑀的儿子们，举劾《论语说》中有谤讪，洪兴祖序言有怨望。说已故龙图阁学士程瑀乱注孔子的《论语》，“全失解经之体”，“不无怨望之意”，并列举了程瑀注解“弋不射宿”、“周公谓鲁公曰”两个例子，指责程瑀将“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解释为“不应背后中伤别人”，意在抱怨朝廷官员党同伐异；而周公对鲁公说的“君子不弛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一人”几句话，被程瑀注解上了“读之真欲为此流涕”的话，分明是抱怨朝廷对待自己不公平，包藏怨望之心。王珉说的冠冕堂皇，内容似乎是以防朋党之乱，而实际上却是欲加之罪罢了！之后，王珉又指责饶州知州洪兴祖、京西转运副使魏安行分别为《论语解》作序、刻版，广为传播，祸害匪浅。他请求朝廷赶快下令毁掉《论语解》书版，查禁《论语解》一书。

高宗、秦桧因《论语讲解》一书有影射朝廷之语，将作者、序者和刊印者一并放逐或罢免。刑部所得出的处理意见是将魏安行撤职查办，并且抄家没收财物，流放到钦州去编管，而洪兴祖则被撤职查办，发配到昭州编管！可惜主犯程瑀已死，于是程瑀的长子程宏济被罢免了官职，次子程宏靖与孙子程有功、程有孚虽未被罢职，朝廷今后不给他们任何差遣。至于程瑀的《论语说》一书，则被下令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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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祸新品种——“表笺祸”。
    明初定制，凡遇正旦(岁首)、冬至、万寿圣节(皇帝生日)等节日，及册立太子等庆典，各级官府须上表笺祝。这些表笺基本上都是由官府训导、学正出于职责写的。可是，正是这些表恭尽敬的表笺使得洪武早期的学正几乎被斩尽杀绝。其原因是朱元璋读书不多，对字音字义、纹理文脉、用典藻饰等有关知识半懂不懂，正正经经的颂扬文字被他胡搅蛮缠、妄作附会，结果都被认为含讥带诮。《朝野异闻录》记录的以下事件足以看出当时文字狱的残酷与荒谬。
其一，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因所作《谢万寿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被杀。(“作则”音同 “做贼”，朱疑其讽刺当过红巾军的历史。)
其二，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因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被杀。(原因同上)
其三，澧州学正盂清为本府作《贺冬节表》，以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被杀。(原因同上)
其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因表内有“睿性生知”句诛。(以“生知”嫌于“僧智”也，朱将之与自己当过和尚的历史联系起来。)
其五、毫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宫赐宴笺》，以笺内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沫。(以“式君父”嫌于“弑君父”也，朱元璋当年曾令部下将故主韩林儿沉杀于瓜步江中，做贼心虚。)
其六、陈州州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诛。(以“寿”音嫌于“兽”也)
其七、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表内有“遥瞻帝扉”句讳，被诛。(“帝扉”因同“帝非”)
其八、尉氏县教渝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以表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以 “法坤”嫌于“发髡”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
其九，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诛。 (以“有道”嫌于“有盗”也，“青门”借指东宫，被附会为寺庙)
其十，黄溥《闲中今古录》云：“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告天下。”
其十一，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节表》，内有“仪则天下”，被诛。
其十二，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作《贺立太孙表》，以表内有“取法象魏”句诛。（取法与去发音近，象魏又有比况曹操之嫌）
其十三，杭州教授徐一夔做贺表，内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句被诛。（“光”附会为剃光头，“圣”“则”见上）
其十四，象山县教谕蒋景高，象山人，元末遗儒也。内附后仕本县教谕，罹表笺祸赴京师斩于市。
其十五，处州府学教授苏伯衡作表笺误，下吏死。如今我们已难以得知他到底写了什么犯忌词语而得罪朱元璋的。
当时遭表笺祸而死的不知到底有多少，幸免于难的据说只有蒲州学正张某一人。张某依例作贺表内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等旬。朱元璋把“道”读作“盗”，  “无疆”则认为是咒他亡国(失去疆土)，不由大怒。这个姓张的先前做翰林编修，因说错话被贬到蒲州。朱元璋记起往事，传命把张某逮到京师，亲自审问。张学正当面申辩说： “陛下有旨：表文不许杜撰，务必出自经典。‘天下有道’是孔子说的(见《论语•泰伯》)，‘万寿无疆’出自《诗经》(《七月》)，说臣谤讪，不过如此。”朱元璋无话可说，只好把他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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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启《上梁文》祸
明朝著名诗人户部右侍郎、 “吴中四杰”之一的高启，也是死于文字狱的悲剧人物，他写了一首《题宫女图》的诗，诗为：
                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
                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梦有谁来？
这是他在朝时所作。这本是一首针对元顺帝宫闱隐私的闲散之作，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可朱元璋偏偏要对号入座，认为高启是在借古讽今挖苦自己，所以记恨在心。洪武初年，宰相李善长的子侄与宫女有暧昧关系，诗意或许为此而发。最后一句可理解为：宫禁森严，有谁敢来？也可理解为：莫不是有谁来过？朱元璋知道后，认为高启描摹宫廷秘事违悖礼教，并有讽刺意味，由于高启名声大便隐忍未发。再者，高启在《青丘子歌》有“不闻龙虎苦战斗”的诗句，又遭到了朱元璋的强烈厌恶。因为高启写这首诗之时，正是朱元璋率军与元军、陈友谅、张士诚三方强敌在“苦战、苦斗”之际，在朱元璋看来，你高启作为诗人不来呐喊助威倒也罢了，竟然表示不闻不问，你的政治、思想、行动与明政府是怎么保持高度一致的？另外，高启在诗中还有“不肯折腰为五斗米”的句子，表示对做官毫无兴趣，这也正是朱元璋所忌恨的。
  至使他毙命的是一篇《上梁文》。高启的朋友魏观出任苏州知府，由于苏州府衙门地势低矮潮湿，便在张士诚的王宫遗址上重建府衙，举行上梁仪式时，请高启写一篇《上梁文》，魏观的一位仇家抠出文中 “虎踞龙蟠”一句，向朱元璋劾诬魏观有做第二个张士诚的野心。朱元璋自然是怒不可遏，张士诚是他的死对头，朱元璋平吴时就亲自捣毁了张士诚的王宫，你魏观居然要在遗址再造高楼，还要 “虎踞龙蟠”，安的是什么心？猜疑多心凶残成性的朱大帝岂能饶你？命御史张度查明题奏，张度的调查报告是不利于魏观的，但并没有采用蔡本的"异图说"。他弹劾了魏观两大罪状："非时病民"和"危言"。所谓的"危言"则是说高启写的《上梁文》不太妥当，认为"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典灭王之基，开败国之河"等字词更是让朱元璋浑身不舒服。他下令要亲自查看高启的《上梁文》。看完以后，朱元璋断定：《上梁文》是一株大毒草，是射向大明朝的恶毒暗箭！高启在上梁仪式上还吟诵了一首《郡治上梁》诗。其中说："郡治新还旧观雄，文梁高举跨晴空。南山久养干云器，东海初升贯日红。欲与龙廷宣化远，还开燕寝赋诗工。大材今作黄堂用，民庶多归广庇中。"这首诗用词很好，很有气势，借上梁称赞魏观是国家的栋梁之材。但是夸张手法用得太过了，"龙廷"、"黄堂"等词用在一座府衙上，就犯了和"龙盘虎踞"一样的"错误"了。而且高启还要魏观"广庇民众"，这不是要和朱元璋争夺民心吗？"广庇民众"的只能是朱元璋，而不可能是别人。结果是魏观被诛，高启坐罪腰斩，并将尸体大卸八块，可怜一代文人只活了三十九岁时为洪武七年（1374）。魏观被杀没多久，朱元璋仔细想想，也觉得是个冤案了。于是明朝政府允许魏观以礼归葬，朝廷允许文人们给他编辑了文集，还派诸王和相关官员祭祀，算是给予了实质平反。但高启却没有平反。
据有关史料记载，高启被行刑时，是朱元璋亲自去监斩的，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朱元璋大概是要亲眼看着这位不合作、不给面子，多次用诗文来讽刺自己的文人是怎样一点一点死去的。历代“屠夫皇帝”的凶残程度，莫过于此。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
王彝（？—1374年），字常宗，别号妫蜼子。明代诗文家。洪武七年（1374年），先是，苏州知府魏观行乡饮酒礼，属彝撰碑文；浚河得佳砚，又属彝撰颂。及魏观拟在张士诚旧治建衙获罪处死，王彝与高启俱受牵连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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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熊“兖”“衮”字祸
兖州知州卢熊上表言自己官印上的“兖”字被误刻为“衮”字，请求改正。结果，太祖把“衮”字认成了“滚”字，就恨上了卢熊，认为他是要自己“滚”。巧言令色的辱骂圣君，这怎么能容？结果不久之后，太祖就借胡惟庸的“党案”把卢熊给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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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梦阳奏疏祸
李梦阳，字献吉，庆阳人。弘治六年举陕西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授户部主事。十八年，应诏上书，陈二病、三害、六渐，凡五千余言，极论得失。末言：“寿宁侯张鹤龄招纳无赖，罔利贼民，势如翼虎。”鹤龄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张氏”语（文中“张氏”本指张鹤龄，尤云“张家之人”）诬梦阳讪母后为张氏，罪当斩。时张皇后有宠（张松龄是张皇后的弟弟），后母金夫人泣诉帝，帝不得已系梦阳锦衣狱。寻宥出，夺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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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涍奏疏祸
胡涍，字原荆，无锡人。嘉靖末举进士。历知永丰、安福二县，擢御史。
万历元年（1551），慈宁宫后延烧连房。涍乞遍察掖廷中曾蒙先朝宠幸者，体恤优遇，其余无论老少，一概放遣。奏中有“唐高不君，则天为虐”语。帝怒，问辅臣，二语所指为谁。张居正对曰：“涍言虽狂悖，心无他。”帝意未释，严旨谯让。涍惶恐请罪，斥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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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正《罪己诏》案
岳正（1420～1474），字季方，号蒙泉。顺天府誋县（今北京市通县）人。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戊辰科彭时榜进士第三人。遇承天门遭灾，英宗震惊，不知所措，命岳正草诏罪已。岳正借机历陈弊政，内有：“意敬事天神，有未尽歟？祖宗成宪，有不遵歟？善恶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狱冤歟？征调多方，而军旅劳歟？赏赉无度，府库虚欤？请谒不息，官爵滥欤？贿赂公行，政事废欤？朋奸欺罔，附权势欤？群吏弄法，擅威福欤？征敛徭役太重，而闾阎靡宁欤？谗谄奔竞之徒幸进，而忠言正士不用欤？抑有司阘茸酷暴，贪冒无厌，而致军民不得其所欤？此皆伤和致灾之由，而朕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尔群臣休戚惟均，其洗心改过，无蹈前非，当行者，直言无隐。”（全文翻译是：发生在承天门的灾难，使我心中震惊，不知如何办才好。我想，这难道是因为我敬奉上天神灵有没尽心的地方吗？对祖宗的法典，有不遵守的情况吗？善恶不分，用人不当吗？曲直不分，审理方面有冤假错案吗？多方征兵调将使军队过于劳顿吗？赏赐过度，使得国库空虚了吗？大臣的请求不停，使我封赏的官爵太多了吗？贪污受贿成风，使国家政事废弛了吗？朝中大臣朋比为奸使许多人趋炎附势吗？一些不法官吏玩弄法律，擅自作威作福吗？对老百姓征收的徭役赋税太多太重而使得家家户户不得安宁吗？阿谀奉承之徒得到高升而忠言正士不被采纳和重用吗？或者是地方官施用酷刑苛政、贪得无厌而造成军民流离失所吗？这些都是伤害中和之气造成灾难的原由，而我却没有看到这些情况，现在我反省思考这些过错，心里分外恐惧警惕。希望群臣也要关心这些问题，认真痛改前非，不要重蹈覆辙，继续作恶。应当做的事情也应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不必隐讳。）文词极为诚恳率直，天下传诵。而石亨、曹吉祥则到处散布流言，说岳正为了标榜自已，以忠直屡次毁谤大臣。“意敬事天神，有未尽歟？祖宗成宪，有不遵歟？善恶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狱冤歟？征调多方，而军旅劳歟？赏赉无度，府库虚欤？请谒不息，官爵滥欤”等为谤讪。英宗坠入圈套，是非不辨，违背初衷地令岳正仍回原职，且随着谗言诬陷，处置频频升级：几天之内，“谪钦州同知”，再“系诏狱、杖百、戍肃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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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概做梦案
吉人者，长安人，成化末进士，为中书舍人。四川饥，帝遣郎中江汉往振。吉人言汉不胜任，宜遣四使分道振，且择才能御史为巡按，庶荒政有裨。因荐给事中宋琮、陈琼、韩鼎，御史曹璘、郎中王沂、洪钟，员外郎东思诚，评事王寅，理刑知县韩福及寿州知州刘概可使，而巡按则汤鼐足任之。
少傅刘吉曾受汤鼐弹劾，便唆使御史魏璋草疏，伪署御史陈景隆等名，言吉人抵抗成命，私立朋党。弘治帝怒，下吉人诏狱，令自引其党。吉人以鼐、玲、思诚、概、福对。魏璋又嗾御史陈璧等言：“玲、福、思诚非其党，其党则鼐、概及主事李文祥、庶吉人邹智、知州董杰是也。”概尝馈鼐白金，贻之书，谓夜梦一人骑牛几堕，鼐手挽之得不仆，又见鼐手执五色石引牛就道。因解之曰：“人骑牛谓朱，乃国姓；意者国将倾，赖鼐扶之，而引君当道也。”鼐、概等自相标榜，诋毁时政，请并文祥、智、杰逮治。”疏上，刘吉从中主之，悉下诏狱，欲尽置之死。
刑部尚书何乔新、侍郎彭诏等持之，外议亦汹汹不平。乃坐概妖言律斩；鼐受贿，戍肃州；吉人欺罔，削籍；智、文祥、杰皆谪官。吏部尚书王恕奏曰：“律重妖言，谓造作符谶类耳。概书词虽妄，良以鼐数言事不避利害，因推诩之。今当以妖言，设有如造亡秦谶者，更何以罪之？”帝得疏意动，命姑系狱。既而热审，乔新等言：“概本不应妖言律。且概五岁而孤，无兄弟，母系孙氏守节三十年，曾被旌，老病且贫。概死，母必不全，祈圣恩矜恤。”乃减概死，戍海州。
概，山东济宁人。成化二十年进士。除寿州知州，毁境内淫祠几尽，三年教化大行。弘治初上言：“刑赏予夺，人主大柄，后世乃有为女子、小人、强臣、外戚所攘窃者，由此辈心险术巧，人主稍加亲信，辄堕计中。爱者，乘君之喜而游言以扬之；恶者，乘君之怒而微言以中之，使贤人君子卒受暖昧而去。卿相缺人，则迁延饵引，待有交通请属软美易制之人，然后荐用。其刚正不阿者，辄媒孽而放弃之，俟其气衰虑易，不至大立异同，乃更收录。巧计既行，刑赏予夺虽名人主独操，实一出于其所簸弄。迨党立势成，复恐一旦败露，则又极意以排谏诤之士，务使其君孤立于上，耳无闻，目无见，以图便其私，不至其身与国俱败不止。故夫刑赏予夺，必由大臣奏请，台谏集议，而后可行。或有矫诬，穷治不轻贷，则谗佞莫能间，而权不下移矣。”考绩赴都，遂遇祸，竟卒于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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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祸
徐首发和徐成濯，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根据《孟子》“牛山之木，若波濯濯，草木凋零也”，因此认为这两人的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是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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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案
　浙江乌程（今吴兴）南浔镇富户庄廷鑨，因病眼盲，想学习历史上同为盲人的左丘明，著写一部史书。但又匮于自己所知不多，便去买得明朝天启大学士朱国祯的明史遗稿，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吴炎、潘柽章等十六人加以编辑。书中仍奉尊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并增补明末崇祯一朝事，直呼努尔哈赤为“奴酋”、清兵为“建夷”，全都是清朝所忌讳的。该书定名为《明书》，书凡一百余卷，作为自己的著作，并请李令皙作序，题茅元铭、吴之铭、吴之熔、李涛、茅次莱、吴楚、唐元楼、严云起、蒋麟征、韦金佑、韦一围、张篙、董二酉、吴炎、潘柽章、陆圻、查继佐、范骧等十八人于其上，“卷端罗列诸名士，盖欲借以自重。故老相传，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又说明此书是根据朱氏（即朱国祯）的原稿增删而成。
书成不久，顺治十二年（1655）庄廷鑨病死。其父庄允诚于顺治十七年冬（1660）将书刻成，即行刊书《明史辑略》（《明书辑略》）。顺治十八年（1661）为归安知县吴之荣告发，湖州知府陈永命接受了庄允城数千金的贿赂，拒不审理。庄允城也不向吴之荣行贿。不料吴之荣敲诈不成，再度告发，事情越闹越大，最后惊动朝廷中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当时康熙年幼尚未亲政，鳌拜责令刑部满官罗多等到湖州彻查，并严厉处置涉案的相关人士。吴之荣对南浔富人朱佑明怀恨在心，诬告“朱氏原稿”即朱佑明本人。庄允城被逮捕上京，后来不堪虐待死于狱中，庄廷鑨被掘墓开棺焚骨。康熙二年（1663）凡作序者、校阅者及刻书、卖书、藏书者均被处死，刻字工汤达甫、印刷工李祥甫，书店老板王云蛟、陆德儒惨遭屠戮。庄廷鑨之弟庄廷钺也被凌迟处死，全族获罪；李令皙及其子李礽焘等4人、朱佑明及其子朱念绍、朱彦绍、朱克绍和侄子朱绎先后被斩杀，妻子徐氏吞金自尽，李令皙的幼子十六岁，法司命他减供一岁，得免死充军。少年不肯，最后一并处斩；董二酉当时已死，尸体被从棺材中挖出，肢解成36块，子董与沂，也被诛杀。湖州府学教授赵君宋本是告发者之一，亦以“私藏逆书久不上缴”罪名被处斩。苏州浒墅关主事李继白因买书被杀。学政胡尚衡、松江提督梁化凤、守道张武烈等人以重金行贿得免。范骧、查继佐、陆圻三人因吴三桂手下红人吴六奇之助，无罪开释。告发者吴之荣得到庄允城、朱佑明两家大量财产。
康熙二年（1663）五月二十六日庄廷鑨明史案正式结案，此案先后因此狱牵连千余人，所有被羁押的犯人在杭州虎林军营被集中宣判执行，囚犯集中在弼教坊广场上等候发落。被杀者共七十余人，其中庄廷钺、李令皙、茅元铭、蒋麟征、张寯、韦元介、潘柽章、吴炎、吴之镕、吴之铭等十四人凌迟处死；杭州将军松奎，浙江巡抚朱昌祚以下所有官员，革职查办，撺掇松奎收贿的程维藩被诛。归安，乌程的两名学官处斩。湖州原任知府陈永命于康熙元年（1662）罢官，至山东台儿庄，自缢于旅馆。棺材被运回杭州，开棺磔尸。其弟江甯县知县陈永赖，也同时被斩。归安县学新任训导王兆祯、推官李焕、湖州新任知府谭希闵（到任只半月）等人处绞。妻子被发配东北沈阳附近的宁古塔者几百人。《明史辑略》被销毁，而案中査继佐将《明史辑略》主体部分从新复制了一本，略有增删，改名《罪惟录》，放置于墙壁内侧深藏，直到辛亥革命后，始见于世，今藏于吴兴刘氏嘉业堂。
金庸《鹿鼎记》书中写吴之荣读此书：
当下剔亮油灯，翻书诵读，读到明万历四十四年，后金太祖努儿哈赤即位，国号金，建元“天命”，突然间心中一凛：“我太祖于丙辰建元，从这一年起，就不该再用明朝万历年号，该当用大金天命元年才是。”
　　一路翻阅下去，只见丁卯年后金太宗即位，书中仍书“明天启七年”，不作“大金天聪元年”。丙子年后金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这部书中仍作“崇祯九年”，不书“大清崇德元年”；甲申年书作“崇祯十七年”，不书“大清顺治元年”。又看清兵入关之后，书中于乙酉年书作“隆武元年”、丁亥年书作“永历元年”，那隆武、永历，乃明朝唐王、桂王的年号，作书之人明明白白是仍奉明朝正朔，不将清朝放在眼里。他看到这里，不由得拍案大叫：“反了，反了，这还了得！”
换朝改代之际，当政者于这年号正朔，最是着意。最犯忌者，莫过于文字言语之中，引人思念前朝。《明书辑略》记叙的是明代之事，以明朝年号纪年，原无不合，但当文字禁网极密之际，却是极大的祸端。
他向北京进发，摘取了书中的一些违逆字句，以造写逆书为名，并将书中原指朱国祯的"朱史氏"下面添刻"即朱佑明"字样，向刑部控告朱、庄两家。
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刑部派一个叫罗多的满族官员来湖州调查此事。经过一番初步审理，庄允城、朱佑明被押解北京，打入刑部监狱。庄允城经过这一番惊吓，再加上拷打，一个月以后就病死狱中。而朱佑明，恰好同赵君宋关在一处，朱佑明知道赵是首先出来告发此事的，便以事成之后以家产的一半相赠，请赵为他掩饰。赵君宋一时心动，便在审讯中说："此书（指吴之荣所持，到北京控告两家的书）并不完全，我自己就有一部，经过细查，其中朱史氏下就没有朱佑明字样。"浙江督抚一听这话，立刻抄出那部原刊本的《明史辑略》。

在审讯朱佑明的时候，朱佑明极力辩白那个所谓的"朱史氏"并不是自己，并说"朱史氏"下面的"即朱佑明"字样，乃是吴之荣假刻上去的。负责审理此案的官员叫吴之荣来对质，吴之荣倒也冷静，他说："书上张张都印有'清美堂'字样，而今这匾额就挂在朱佑明家里！"朱佑明无言以对，因为书中的"清美堂"字样，确实是他自己想光耀门庭而要求刻上的，没想到竟成了祸患。


《明史辑略》中到底写了些什么？为什么所有的人都对它这么感兴趣？
由于此书的原刻本已经在案发后被全部销毁，只剩下三册传抄的残本。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收入《四部丛刊》中出版。从现存的情况来看，其中违逆忌讳的文字，大约有以下几种：
一、直呼清朝皇帝先祖的名字，不加尊称。比如，对于努尔哈赤的祖父景祖翼皇帝直呼"党昌安"，对于努尔哈赤的父亲，清朝追封为显祖宣皇帝，而庄廷鑨书中直呼其名—“塔克世”。仅此一项，已经构成了大不敬的死罪。
二、对于努尔哈赤在辽东的崛起，清朝的官方记载都赞美为"龙兴"，而庄廷鑨这里却说成是"滋患"，还称清朝的先祖和清朝的官兵为"贼"为"夷"。
三、对于明朝与当时尚在关外的后金之间的战争，完全站在明朝的一边，对于明的战败，从惋惜到悲凄，淋漓尽致，跃然纸上，而对清朝前身后金的失败则喜形于色。这样明显的倾向性散见于《杜松传》、《李如伯传》、《熊明迂传》中，这些必然招来大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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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羹尧以夕惕朝干获咎
雍正乙巳，川陕总督太保年羹尧以日月合璧五星连珠奏贺，奉旨：“此本字体潦草，且将朝干夕惕写作夕惕朝干，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干夕惕归之于朕耳。年羹尧既不以此四字许朕，则渠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今降旨诘责，年羹尧必推托患病他人代书。夫臣子事君，必诚必敬，陈奏本章，即他人代为，乌有不寓目之理？观此，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着将原本发还，令其明白回奏。”议政王大臣旋奏：“年羹尧反逆不道，欺罔贪残，弹章如邱山之积，罪迹逾溪壑之深。臣等公拟大逆罪五，欺罔罪九，僭越罪十六，狂悖罪十三，专擅罪六，贪婪罪十八，侵蚀罪十五，残忍罪四，忌刻罪六，共犯九十二大罪，请立正典刑，以伸国法。”春旨：“年羹尧令自裁，其父遐龄，弟希尧免死，子富立斩，余子十五岁以上发极边充军，产入官。”

　　或曰，世宗有旨云：“朕将年羹尧解京，本将仍见宽宥，今伊家忽然出虎，真乃天意当诛。”先是，虎自京师西便门进正阳门西江米巷，入羹尧家，咬伤数人，九门提督率侍卫枪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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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案
桐城方孝标尝以科第起，官至学士。后因族人方猷主顺治丁酉江南试，与之有私，并去官遣戍，遇赦归。入滇，受吴三桂伪翰林承旨，吴败，孝标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钝斋文集》、《滇黔纪闻》极多悖逆语，戴名世见而喜之。所著《南山集》署名曰宋潜虚，以戴姓出於宋后，故讳戴为宋也。
集中多采录孝标所纪事，尤云锷、方玉为之捐赀刊行，云锷、正玉及同官汪灏、朱书、刘岩、余生、王源皆有序，板藏於方侍郎苞家。又其《与弟子倪生》一书，论修史之例，谓「本朝当以康熙壬寅为定鼎之始，世祖虽入关十八年，时三藩未平，明祀未绝，若循蜀汉之例，则顺治不得为正统」云云。时赵忠毅公申乔方为都谏，奏其事，九卿会鞫，中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笄者发边。朱书、王源已故免议，尤云锷、方正玉、汪灏、刘岩、余生、方苞以谤论罪绞。时孝标已死，以名世之罪罪之，子登峄、云旅，孙世樵并斩，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锉孝标尸。尚书韩文懿公菼、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三十二人并别议降谪。疏奏，圣祖恻然，凡议绞者改编戍，灏以曾効力书局，赦出狱，苞编管旗下，云锷、正玉免死，徙其家，方氏族属止谪黑龙江。菼以下平日与名世论文牵连者，俱免议。是案也，得恩旨全活者三百余人。此康熙辛卯壬辰间事也。
他为南明争正统说了这么一段话“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愈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探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仅仅志其梗概，所谓存十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己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渐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他为南明争正统，自然被满清头目如康熙之流切齿痛恨！他所谓的“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话音未落，以康熙为首的清廷统治者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最后落了个斩首的结局，家人和亲友都被发配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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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生楠《通鉴论》
陆生楠也是广西人，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雍正帝见他傲慢不恭的神态，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到话，觉得是讽刺自己。雍正帝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凭这毫无根据的猜疑推断，命把陆生楠革职，发往阿尔泰军前效力。陆生楠著有《通鉴论》十七篇（似是在阿尔泰所著），谁知这十七篇史论竟害了他的生命。
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锡保疏劾陆生楠小字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帝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双方观点大致如下：
一、论封建（分封制）。陆生楠主张恢复封建制，说：“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盲，皆郡县之故。”雍正帝追溯秦汉以来郡县制、封建制的沿革与变迁，说如今天下大一统，有何祸害，“陆生楠能明指乎”？斥陆生楠“狂肆逆恶”，“实天下所不容”。
陆生楠又说后世政治昏昧，是由于“天下统于一。相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的缘故。雍正帝认为有贤君就有良相，隐隐以“知人之主”自居，斥陆生楠“肆意妄言，支离缪戾至于如此。”
二、论建储（立太子）。陆生楠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发论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又说“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本之治治之”。雍正帝驳斥说，太子应该博通古今，体察民情物理；不立太子是本朝规矩，本朝国本“至深至厚”，“愚人固不能知”，斥陆生楠借古讽今，“实为弥天不可赦之罪人”。
三、论府兵制。陆生楠赞美唐府兵制，认为应当实行于今，使“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雍正帝斥陆生楠“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无养兵之费’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以不宥”。
四、论隋朝君臣。陆论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雍正帝指出文帝与炀帝的区别，说炀帝自取灭亡，不关天命。
五、论人主威权。陆论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雍正帝自辩称：“朕临御以来，日理万机，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已意生杀人、赏罚人。”斥陆生楠自蓄逆志，“狂悖恶乱，”“肆为咒诅”。
六、论宰相。陆生楠认为：“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又说：“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雍正帝予以驳后表白云：“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
七、论王安石。陆论大意批评王安石刚愎自用，不信天命。雍正帝抓住个别字句故作异论,以显示高明，斥陆生楠“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八、论无为之治。陆生楠主张君主“不人人而有察”，“不事事而理”。雍正帝主张以汉宣帝、光武帝和唐太宗为，“勤劳自励”，对陆论加以驳斥。
以上是雍正帝在《上谕》中批驳《通鉴论》的大要。虽然陆生楠的观点不尽正确，雍正帝的批驳也有合理之处，但作为最高统治者而与一小臣争是非、论长短，未免显得胸怀不广。至于说陆生楠借古谤今，或许多少有一点，但也并非罪大恶极，非诛不可。
雍正帝先诛心，后诛人，对《通鉴论》批驳后，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一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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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嗣庭以文字被诛
雍正丙午，查嗣庭、俞鸿图典江西试，以“君子不以言举人”二句，“山径之蹊间”一节命题。其时方行保举，廷旨谓其有意讥刺，三题“茅塞于心”，廷旨谓其不知何指，其居心不可问。因查其笔札诗草，语多悖逆，遂伏诛，并其兄慎行嗣瑮，遣戍有差。浙人因之停丁未会试科，俞鸿图自认出日省月试题免罪。旋出学差，以不知检束论死。
或曰，查尝着《维止录》一书，取明亡大厦已倾得清维之而止也。世宗览之，初甚嘉许，谓其识大义。太监某进曰：“此背逆书耳，何嘉焉？”世宗询以故，某曰：“纵观之，见其颂扬我朝，若横观之，尽是诋斥满洲耳。”世宗侧其画观之，果然，遂大怒。
或曰，查之《维止录》专记世宗宫廷暧昧事，籍没时，其原稿进呈，有曾私录其副秘藏于家者见其首页云：“康熙六十一年某月日，天大雷电以风。予适乞假在寓，忽闻上大行，皇四子已即位，奇哉。”云云亦可知其大凡矣。又是书有跋，记查氏受祸始末甚详，其略云：查君书名震海内，而不轻为人书，琉璃厂贾人贿查侍者，窃其零缣剩墨出，辄得重价。世宗登极，有满人某欲得查书，贾人以委侍者，半年不能得一纸。一日，查闭书室门，有所作，侍者穴隙窥之，则见其手一巨帙，秉笔疾书，书讫，梯而藏之屋梁。乃伺查出，窃以付贾人，贾人以献满人，遂被举发。是夜三更，查方醉眠，围而捕之，全家十三口，无一免者。又浙东诸家桥镇，一小市集也，有庵祀关羽，某学究书一联榜其门云：“荒村古庙犹留汉，野店浮桥独姓诸。”朱、诸同音，为查采入《维止录》中，狱起，亦置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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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留良以文字戮尸
吕留良，字庄生，又名光纶，字用晦，号晚村，石门人。八岁善属文，与张履祥等发明程朱之学，尝揭一联于堂楹云；“囊无半卷书，惟有虞廷十六字；目空天下士，只让尼山一个人。”为诸生十余年，明亡，忽自以为淮府仪宾之后，追念明代，以发抒种族思想，着为书，誓不仕。郡守以隐逸荐之，乃削发为僧，康熙辛酉卒。雍正时，以曾静文字狱之牵涉，被戮尸，著述均毁。
先时，湖南人曾静遣其徒张熙投书于川陕总督岳锺琪，劝以同谋举事。锺琪以闻，诏刑部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至湖南，会同巡抚王国楝，提曾静质讯。静投案，供称：“因应试州城，得见留良评选时文，内有论夷夏之防及井曲封建等语，又与留良之徒严鸿逵，沈在宽等往来投契”等语。于是即将静，熙提解来京，并命淅江总督李卫，查留良，鸿逵，在宽家藏书籍，所获日记等书，并案内人犯，一并拏解赴部，命内阁九卿等先将静研讯。世宗怒，以留良之罪，尚在静之上，谕：“将留良及现在子孙嫡亲弟兄子侄照何定例治罪之处，着九卿翰詹科道会议。各省督抚提督两司，秉公各抒己见评核，定议具奏。”旋将留良、鸿逵及留良之子葆中，皆剉尸枭示，子孙遣戍，妇女入官。在宽凌迟处死，而静、熙则免罪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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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济世以谤讪获咎
　　谢济世尝为御史，以直言被谴，戍边。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雍正帝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雍正己酉七月，世宗谕内阁：“据顺承郡王锡保以在军前效力之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参奏前来，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谢济世于公正任事之田文镜，则肆行诬参，于婪赃不法之黄振国，以及党护钻营之李绂、蔡珽、邵言纶、汪諴等，则甘听其指使而为之报复，乃直颠倒是非，紊乱黑白，好恶拂人之性者矣。天理国法，所不能容，菑已及身，而犹不知省惧，何其谬妄至于此极！夫拒谏饰非之说，乃朕素所深戒，然必责难陈善，忠言谠论，而后可以谓之谏，若乃排挤倾陷之私言，奸险狡恶之邪论，岂可以直谏自居，而冀朕之听受耶？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谢济世以应得重罪之人从宽令其效力，乃仍怀怨望，恣意谤讪，甚为可恶。应作何治罪之处，着九卿翰詹科道秉公定议具奏。”
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死，雍正帝却玩了个花招“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装作要杀的样子，最后宣布谢济世免死。谢济世被玩弄假斩把戏后终于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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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茂育著书案
吴茂育是浙江淳安人，官宛平县丞，著有《求志编》，大约雍正十一年或十二年，被族弟吴（雨分）告发。浙江总督程元章审问后上奏清廷，认为该书评古论今，“语言感慨，词气不平，肆口妄谈，毫无忌惮”；李沛霖所题序用干支纪年，不写雍正年号，更属“狂悖”。雍正帝朱批命他严加审究，认为这种思想犯比“盗贼”危害更大，更难破除（此案对局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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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姓所编《朱氏家规》
在这以前，赵弘恩任湖南巡抚，曾发现浏阳县朱姓所编《朱氏家规》有“侏亻离左衽，可变华夏”等句，认为朱姓之人是曾静同党，严审而无结果。雍正帝指示他不必深究，但要严加训诲。时为雍正七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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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大均诗文案
署理广东巡抚傅泰阅读《大义觉迷录》，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死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雍正帝念屈明洪自首，免戮尸，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戌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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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琏戏笔之祸
裘琏是浙江慈溪人，他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十，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礻乃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 。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④。
　　裘琏以文字被逮
雍正时，有裘琏者，慈溪人，明平波伯兆锦之孙。父永明，诸生，散家财买敢死士从鲁王于台州、绍兴间，得授提督九门禁旅军务同知左军都督，顺治丙戌，殉难于钱塘。时琏生三岁，少孤力学，天才卓绝，黄梨洲尤器重之，与姜宸英、郑梁二人齐名。琏少即知名，昆山徐干学奉命纂修《一统志》，访士于梨洲，梨洲以琏荐，越十五日而成《三楚志》，人咸惊其工且速，遂与徐氏及高士奇诸人交。圣祖南巡，献赋。命近侍记名。然年逾七十矣，始获举于乡。圣祖见琏名，谓近侍曰：“裘琏中矣。”翌年，成进士，三甲第一，特赐传胪，与二甲第一名同，异数也。旋改庶吉士，乞身归。上幸热河，欲琏扈从，问院长以琏何在，以具词乞身对，帝曰：“伊固年逾七十矣。”遂允其请。

　　世宗性多疑，既即位，罗织诸王之宾客，雍正己酉，昆山三徐以事罢职，士奇并获谴。是年冬，琏被逮入京，时年八十五矣，明年六月，卒于京师，时狱犹未解也。三徐与高之获罪，或谓其党于诸王之故，至于琏，相传亦因三徐与高。或谓琏少时家居，曾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其辞曰：“戚夫人嬖生赵王，帝以母故，欲立其子，佯曰：‘如意类我。’吕后恐，使建城侯泽劫留侯计，留侯为言四皓，命太子为书，卑词厚礼以往。太子曰：‘噫，吾为书，惧自伐以旌君过也。’于是以安车四乘，白璧十双，缯帛累百，衣冠各一袭，为留侯书以招四皓曰：‘上高先生名久矣知，先生之不可强致也，每与良等言，叹慕不少忘。今上春秋高，多病，戚夫人日夜抱赵王啼弄上前，而后太子累月不得见，则是骊姬复溺于晋，而褒姒复煽于周也，岂不殆哉！顾知君莫如臣，上非尽惑于爱也，非中于谗也，非忘天下以徇儿女也，心懦太子而慧赵王，以为能蒙吾业也。然则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贤之奈何？今上所心重而不能致者，独有四先生耳，先生其何以为太子计？夫救人患之为仁，定社稷之为勋，扶纲常伦叙之为贤，成所败安所危之为智。良试念之，良何有于先生？上与太子何与于先生？汉天下亦何与于先生？先生其何以自为计？深山之木，盘龙蛇，干云霄，断崖之石，怒风雨，室鬼神，将千百年，非不安且久也。栋梁不先，而明堂不急，则人勿宝贵之矣。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处士可重，愿先生留意也。或告先生曰：上轻士嫚骂，故士多亡匿不出。夫上所嫚骂者，非士也，而先生何自视之浅乎？’四皓得书，笑曰：‘吾固疑张良为之。’乃出，卒定太子安天下。传曰：‘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留侯四皓当之矣。”琏之书具载集中，当时颇多传诵之者。或摭其词以入告，谓此书乃讽圣祖易储，为太子允礽作，而琏之祸作矣，然实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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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人木陈(文心) 《北游集》
再如僧人木陈(文心)生前受世祖礼敬,所著《北游集》记载他供奉内廷受恩宠及对世祖施加影响的一些事。雍正帝读后认为木陈（文心）“私乱记载，以无为有，恣意矜夸”，将影响世祖名誉，斥之为无知妄人，下令焚毁其书。僧人玉琳王秀弟子骨岩所著《侍香纪略》也以同样的原因被焚毁。

雍正帝崇信佛、道二教，但不许佛徒、道士干政，对他们防范很严。僧人迦陵性间曾是雍正帝旧友，死后褒荣显耀，但后来却说他“好干世法”，剥夺褒荣，并下令严格约束其徒子徒孙，不许保留迦陵性音的笔记文字。道士贾士芳经常入宫为雍正帝驱邪治病，据说一次因咒语中有“天地听我主持，鬼神归我驱使”之语，被雍正帝处死。
雍正帝是个迷信很深的人，他笃信天命，笃信“天人感应”之说，即位后大讲祥瑞。臣僚投其所好，所谓凤凰、甘露、卿云、灵芝、瑞麦、瑞谷、五星联珠、黄河水清之类，争相奏陈颂贺。雍正帝乘兴赏赐，上下皆欢喜。但也有过不愉快的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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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凤翥《贺表》事件
李凤翥官工部待郎，建昌（今江西永修）人。这年他奏上《贺瑞芝表》，自称“蓬荜陋儒”。另表又称“掷地才疏，敢含毫而赋五色”。雍正帝读后挑剔了一大堆不是，说李凤翥既然以儒者自居，就应另倍敬慎，怎能信口开河。没有作赋而称“赋五色”；如果真的作了赋，为何又不献进？说李凤翥从前听“啊其那”（允礻田共）指挥，还能以儒者自命吗？说李凤翥在贴黄（奏折内容提要，用小纸条写出贴在奏折上）内把“赉”字写成“赍”字，莫不是讥笑他滥行行赏赉？如此轻慢疏忽，还象“儒者”的样子吗？于是命李凤翥明白回奏，最后处分想必不会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