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中的文灾字祸歧义 作者 刚刚

孤鹤

王尔扬用“皇考”两字
有些字句是专制帝王的专用品，如果不慎误用了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
乾隆戊戌四月，巴延三以山西举人王尔扬所作《李范墓志》于“考”字上擅用“皇”字为悖逆，押解至省，严审定拟奏闻。高宗谓：“此系迂儒用古，并非叛逆。皇考之字见于《礼经》，屈原《离骚》、欧阳修《泷冈阡表》俱曾用之。在臣子尊君敬上之义，固应回避，但迂腐无知，泥于用古，不得谓之叛逆。若本科会试中式，亦不过于榜上扣除，今既未中，下科仍可会试。”此事竟可无庸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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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玉振用“赦”字
乾隆戊戌，江苏巡抚杨魁奏赣榆县生员韦玉振为其父刊刻行述，内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屡年积欠”之语，殊属狂悖。经其叔韦昭告发，韦玉振应请照违制律杖一百，褫革衣顶。奉旨：“韦玉振于行述家谱内，妄用‘赦’字、‘世表’二字，虽此外尚无悖逆之迹，究属僭妄，非仅违制可比。且该犯身列宫墙，自应稍知文义，乃于‘赦’字‘世表’字僭用不忌，自当治以僭妄之罪。今该抚仅照违制拟杖，未为允协，仍应照僭用例，杖一百，徒三年。” “赦”字只能由皇帝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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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大本用“女中尧舜”
湖南监生黎大本为母亲做寿，祝寿文内有“女中尧舜”等字句，被斥为“拟不于伦，谬妄干分”，黎大本充军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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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諲祝寿文
黄裳先生在《笔祸史谈丛》里举了一个案子“有时不必出于自作，批点前人之作也可以构成罪案。程明諲因妄作寿文，圈点成语，被问官捉住，问道：“《后汉书•赵壹传》内五言诗二首，你何以独取‘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二句，密加圈点，且批‘古今同慨’四字” 官员奴才们奏请将程明諲照大拟凌迟，然后乾隆大发慈悲，将凌迟“改为斩立诀”

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諲“语言悖逆”，斩立决。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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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峨《圣讳实录》
有一个河南人刘峨，编印《圣讳实录》一书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清代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却被控大不敬，惨遭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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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天豹《万年历》
乾隆四十四年，有智天豹之狱。弘历谒陵回京师，天豹使其徒张九霄于道傍呈献《大清天定运数》一本，中编大清天号三十余条，而于乾隆年号，仅及五十七年而止。又于圣祖庙讳，直书不避。并谎称世祖显圣于彼，刑部拟以凌迟处死，诏命斩决，九霄监候。

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中把乾隆的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结果，将智天豹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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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宝山
殷宝山“若姓氏，物之红色者，是夫色之红，非即姓之红也，红乃朱也。”
张缙彦诗序案
张缙彦诗序案清初正闰之争的理论根据在华夷之辩。这华夷之辩的观念在文字上的投影，便是“明”“清”等字的禁忌。不幸的是，“明”“清”等字的禁忌早在顺治朝，即已酿成坑人的文祸。张缙彦诗序案就是著名的实例。
张缙彦字坦公，河南卫辉新乡人。明崇祯时任兵部尚书，先投降闯王李自成，后归顺清朝，与大学士刘正宗结为莫逆之交。清初，汉族官僚分南北两党，互相倾轧。刘正宗为北党魁首。顺治十七年，清廷甄别三品以上的大官。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弹劾刘正宗，给他扣上“阴毒奸险，结党比附，蠹国乱政”等帽子，顺手向他的“党类”张缙彦狠刺一枪，说：
    缙彦序正宗诗曰“将明之才”，其诡谲尤不可解。这“将明之才”一语因有歧解，很易惹是生非。
    原来“将明之才”一语，脱胎于《诗经•大雅•丞民》：
    肃肃王命，仲山甫将之；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
    诗中的“将”、“明”二字均为动词：将，执行；明，辨明。意谓仲山甫善于奉行周宣王的命令，明察所属邦国的驯顺与否。实际上把仲山甫看作周宣王的左右手。后人以“将明”连用，称赞大臣的辅佐赞理。如《汉书•刑法志》载汉成帝诏书就有“有司无仲山甫将明之才”等语。按照通常的理解，“将明之才”意即辅佐皇帝的英才。张缙彦是从这个意义上去称美大学士刘正宗的。可是，“将”“明”均为多义字，在谈“明”色变的清初，“将明之才”一语很易被曲解：只要把“明”字看作名词，即指明朝，那“将明之才”便可解作“扶助明朝的英才”了。魏裔介等人正是这么理解的。因此，当魏裔介提出质疑时，张缙彦与刘正宗一样，立即意识到“将明”一语如果解为“扶助明朝”，那就要家破人亡了！在清廷的文化高压政策下，汉族读书人的心理正如大石头下的青草，大多被扭曲了。清廷越要追查“将明之才”一语的用意，他越要回避；他越是回避，清廷越是怀疑他的居心。如此恶性循环，结果罪上加罪。议政王大臣会议指出：
    “将明之才”一语，既系《诗经》、《西汉书》、颜真卿墨刻所载，若非有意借用，何不即行承认，乃巧辞欺饰，实有诡谲之意、叵测之心。
    于是以“诡谲言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判他死刑。顺治帝则从宽免死，把他抄没家产，流徙宁古塔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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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宇《佐理万世治平新策》案
江西金溪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被乾隆帝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愚民，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刚开始查办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将其革去生员，杖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故人入罪，判得很重了，可乾隆帝还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并斥责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十年前，刘震宇曾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楞额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死去，乾隆帝还大发雷霆，说什么“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丧心病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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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家屏以明季野史论斩
　　高宗以段昌绪之评点吴三桂檄文也，而联想及于彭家屏。家屏者，夏邑人，尝开藩江右，以编纂族谱曰《大彭统记》至触高宗之怒，谓“大彭”二字类似国号，指为狂悖，而革职家居者也。至是，又疑之，且以家屏曾奏汴抚图南炳之讳灾，遂并查抄其私宅，搜获明季野史数种，于是家屏论大辟，并及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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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治清《沧浪乡志》狱
乾隆中叶，湘中有高治清者，授徒乡里，颇事著述。巡抚某闻之，以清为国号，而高乃以治清名，疑与曾静、张熙有连，遂派员往捕，籍其家，得所者《沧浪乡志》以献。阅其书，颇有讥刺时政语，遂罗织傅会，竟以大逆奏。布政使叶佩棻独疑之，详阅其书，实无诋毁词意，且中有“圣德涵濡，恩周薄海”诸颂扬语，第未抬头耳，因黏签以进。奏上，高宗谕：“书中并无谤讪谋逆之词，其颂扬语漏未抬头，自系乡曲陋儒，不知著书体例之故，不得以是为罪。”于是高得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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澹归徧行堂集案
乾隆乙未闰十月，高宗检阅各省呈缴应毁书籍，中有僧澹归所著《徧行堂集》，乃韶州府知府高纲为之制序，并为募赀刊行。诗文中多悖谬字句，自应销毁。因谕及高纲身为汉军，且为高其佩之子，世受国恩，乃见此等悖逆之书，恬不为怪，转为制序募刻，使其人尚在，必当立寘重典。其书板自必尚在粤东，着李侍尧等即速查明此书版片及刊印之本，一并奏缴。
初，李方玉观察璜官南韶连兵备道，偶以公事过丹霞寺。寺中有厨，封锁甚固，璜询所藏何物，僧曰：“自康熙至今，本寺更一住持，即加一封条，其中所藏何物，实未悉。”璜命启视，僧不能阻。启厨，得一册，皆谤毁本朝语，则明臣金堡后曰澹归和尚手笔也。璜长子大翰怂恿其父，谓方今书禁至严，举发此事，可冀升擢。是夕，璜持册旋至室中，逾丙夜不寐，竟惑于大翰之言，白督抚，遂入奏，即有焚寺磨骸之命，寺僧死者五百余人。丁酉，璜入觐，卒于京师。大翰后由刑部员外郎擢知汉阳府，将抵任，忽睹一僧，衣红袈裟入船，猝病，卒于麻城。自后李氏凡有英隽之才必早世，殁时必见和尚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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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锡侯以字贯被诛
乾隆四十二年，有王锡侯《字贯》之狱。锡侯江西新昌举人，撰《字贯》一书，诋斥《康熙字典》。《凡例》中并将圣祖世宗庙讳，及弘历御名直书不讳。经民人王泷南呈首，江西巡抚海成奏闻，命锁押解京，交刑部审讯，旋论斩．海成及藩臬各官均以失察革职，交部治罪锡侯生平事迹，见《经史镜》自跋，《心史丛刊》载之。侍郎李友棠以题《字贯》古诗一首而革职，钱陈群、史贻直以序《经史镜》及《王氏家谱》，以已故无庸深究，高宗尚有“不为己甚去己甚”之句。然海成因奏称《字贯》尚无悖逆之语而获罪，宁非己甚耶?自《字贯》之狱兴，清一代无敢复言字书者。桂段诸家，以治经不能识字，则尽力于《许氏说文》，以避时忌。清中叶聪明特达之士，恒舍史而谈经，皆是此意。于是二百年中，承学之士，无不是古非今，以应用之学术文字，如市井浅俗之为，通人不屑道之矣。
　　乾隆丁酉十一月，新昌王泷南呈首举人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补字典之不足，本为当时诸儒所嫉。高宗阅其进呈之书，第一本序文凡例，将圣祖、世宗庙讳及御名字样开列，实为大逆不法，命锁押解京，交刑部审讯。锡侯及其子孙并处重刑，毁其板，且禁售卖，然其后流传日本矣。至一并缘坐者，亦分起解京治罪，于是李友棠以题诗卷首革职，而大学士史贻直、尚书钱陈群虽为王氏家谱及锡侯所撰他书作序，高宗念其已故，置不究，并谓此实不为已甚之折中办法也。惟两江总督高晋、江西巡抚海成、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皆以失察革职，治罪有差。
　　锡侯，字韩伯，其书曰《字贯》者，意谓字犹散钱也，贯之以义耳。并依《康熙字典》分部，列其总字，注明在本书何类。凡天、地、人、物四类，下分四十部，体例略如《尔雅》。音义相同，即会于一，而每部则配以千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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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玉振以刊刻行述杖徒
　　乾隆戊戌，江苏巡抚杨魁奏赣榆县生员韦玉振为其父刊刻行述，内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屡年积欠”之语，殊属狂悖。经其叔韦昭告发，韦玉振应请照违制律杖一百，褫革衣顶。奉旨：“韦玉振于行述家谱内，妄用‘赦’字、‘世表’二字，虽此外尚无悖逆之迹，究属僭妄，非仅违制可比。且该犯身列宫墙，自应稍知文义，乃于‘赦’字‘世表’字僭用不忌，自当治以僭妄之罪。今该抚仅照违制拟杖，未为允协，仍应照僭用例，杖一百，徒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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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明禋以寿文被斩
46年又有程明里之狱。明里湖北孝感生员，教读河南桐柏。会富家郑友清生日，有人浼程撰寿序者，程以郑本楚人，在豫起家，又时直三月，文内矿‘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及“捧河中之剑，似为添筹”等句。郑疑有碍，用红纸贴去，程闻怒甚。其门人杨殿才揭贴于市，并殴郑侄以泄忿。郑持幛呈首，巡抚富勒浑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弟明珠坐斩。妻子给功臣为奴，门人等均杖八十，褫革衣顶。
湖北孝感生员程明禋至河南桐柏县教读，十有余年，乾隆辛丑，富人郑友清寿诞，戚友刘用广等浼程撰寿文，友清亦楚人，贾于豫致富。时值三月，文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及“捧河中之剑，似为添筹”等句，友清疑有违碍，贴红签于上，明禋怒，其门人杨殿才、王国华、胡诘同俱不服，令友清之侄万青诣明禋引咎，不从，殴万青，伤右眼。殿才以友清非青衿，不应妄评，乃编俚语揭之街市，为明禋泄忿。友清即持幛首于桐柏教谕黄怀玉，怀玉禀学抚，豫抚富勒浑批饬南阳守提讯。因于明禋寓搜出久经饬禁之《留春新集》一都，又摘写《后汉书．赵壹传》内成语“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诗句，密加圈点。又于程友曹文邠家，查出《文昌录》一轴及符咒解省。
至是，抚藩臬即将明禋所作寿文狂悖之处，逐一指诘，明禋供：“上年二月，刘用广言其友郑友清原为湖北兴国州人，移居河南桐柏，经商起家。三月初一日，为其生日，嘱代撰文为寿。因友清自湖北至河南起家，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二句，原引《易经》‘富有之谓大业’句也，至‘捧河中之剑’二句，因系三月生日，故引用秦昭王上巳置酒事，以切时令。至《赵壹传》诗句，乃庚子科乡试不中，牢骚不平，偶读《赵壹传》触起心事，随手摘写几句，实无他意。”勒浑诘以“汝何以独取《赵壹传》两句诗，且批‘古今同慨’四字？今圣明在上，勤政爱民，臣民无不爱戴，何以混钞不暖饱当今丰年之成语？”禋曰：“犯生教读度日，被富人轻视愤懑，故圈出此二句，且应举多次不中，因咎主司去取不当。又以运蹇，无由发迹，即使衣食充足也不乐，故写钻皮出毛羽，洗垢求瘢痕，不饱暖当今丰年等句。”曹文邠供《文昌录》符咒，乃业师刘逢恕寄存多年。旋经勒浑奏请明禋照大逆律凌迟处死，弟明珠照律拟斩立决，妻子俱依律缘坐给功臣家为奴，殿才、国华、高同等褫革衣顶，杖八十，怀玉革职。

•        程明禋摘批《刺世疾邪赋》案

程明禋是湖北孝感生员，多次乡试不中，教书又被富人轻视，愤怨郁积。偶读《后汉书•赵一传》，传主所作《刺世疾邪赋》激起他的强烈共鸣，便从中摘抄"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等句，密加圈点，并加批语云："古今同慨。"案发后，程明禋以"悖逆"罪处斩，时为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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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嘉铨以著书处绞
乾隆四十六年，有尹嘉淦之狱。嘉淦直隶博野人，官至大理寺卿。弘历自五台还至保定，嘉淦使其子赍表赴行在为其父会一字元孚，官至工部侍郎请谥，且乞从祠孔庙，谓其狂妄，交刑部治罪。又据部查出嘉淦所著各书中，多狂妄悖谬语，如：“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哉?”又有“为帝者师”之句。其《名臣言行录》一书，将康雍以来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等悉行胪列。弘历以朋党为自古大患，世宗曾撰《朋党论》以训谕群臣，而嘉淦反以朋党为是，显悖御制。且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私臆妄论，莠言乱政。又托言神人梦告伊系孟子后身，当传孔子之道，且称古稀老人，与御制《古稀说》相契。部议凌迟处死，得旨改绞立决。《春冰室野乘》谓嘉淦未死，被赦出，不知是否?

博野尹嘉铨，由举人历官至京卿，乾隆辛丑，以布政使休致。高宗南巡，嘉铨遣子賫奏请，为其父元孚侍郎会一请谥，并从祀孔庙。高宗震怒，派英廉、袁守侗二大臣检查嘉铨所廿者各书中有悖谬处，谕云：“朋党自古大患，皇考世宗御制是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示。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父师之教衰，君亦安能独尊于上’之语，颠倒是非，显悖圣谕。且大有‘为帝者师’之句，俨然师傅自居。无论君臣大义，不应如此妄语，即以学问论，内外臣工各有公论，尹嘉铨堪为朕师傅否乎？昔韩愈云：‘自度世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尹嘉铨将以朕为何如主也？又所著《名臣言行录》，将本朝大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鄂尔泰、张廷玉、史贻直悉行胪列，以本朝之人标榜当代人物，将来伊子孙恩怨，即由此起。又伊在山东藩司任内，面求赏戴花翎，敢于朕前自述对伊妻言，如不得赏，无颜相见等语，彼时伊毫不知耻，而朕深鄙其人，实自此始也。至其托言梦中神人告以系孟子后身，当传孔子之道。又朕制《古稀说》，而伊乃自号古稀老人，且娶年逾五十之处女为妾，所行种种乖谬，正如少正卯言伪而辨、行僻而坚所必诛者。伊从前经朕保全，休致回籍，本可终其余年，乃恶积贯盈，自行败露，此实天道昭彰，可为天下盗窃虚名妄肆异议者戒！尹嘉铨着即处绞。”
然胶州逄福陔观察则尝告咸阳李孟符主政曰：“嘉铨虽奉严旨，旋蒙赦宥。盖爰书已定之明日，高宗知某之与嘉铨契也，命其往狱宣诏，并赍赐御厨酒肴，阳为己所携入，以与之饯别者。谕令酒罢毋遽就死，先以嘉铨所言，暨饮食与否，回奏俟后命。某遵旨往，有顷复奏，谓嘉铨谢恩就坐，颜色不乱，惟深自引咎，谓负圣恩。凡饮酒三杯，食火腿肥肉各一片。上微哂。俄召嘉铨至，先数其罪，后乃宣旨，赦令归田。又问尚有何奏嘉铨，奏云：‘蒙皇上天恩，至于此极，感激之忱，靡可言喻。惟年逾七十，精力衰颓，无以图报，祇有及未死之前，日夕焚香叩天，祝皇上万寿，国家升平，虽至耄期，誓不敢一日间断。’上大笑曰：‘汝尚欲活至百年乎？’因挥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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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起玲以由衷言褫贡生
段松庐名起玲，乾隆时之新化岁贡也。刚介狷狭，其学以坚苦朴实为主，躬耕授徒以养母，非其力不食，非其人不交。着《由衷言》内外篇，自道所得，亦心斋、二曲、刚主诸人之流也。尝于众中面讦人过，为怨家所忌，阴结其徒，挟所著内外篇，以诽谤上告。时书禁甚严，几蹈文网。当事有知之者，按其书，实无狂悖语，乃坐其徒以诬告罪，然松庐之贡生亦被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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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方旦教案
士大夫谈轶事者，往往及朱方旦之名，然但以妖人目之，视为王好贤、徐鸿儒之类。此缘专制时代官文书所束缚，又政教不分，学问中禁阏自由思想，动辄以大逆不道戮人。一经遭戮，传者遂加甚其词，印定耳目，无能言其真相者矣。如光、宣间四川井研之廖平，经学使吴蔚若、侍郎郁生奏参，几罹于法，尚是专制束缚之余习。迹方旦所犯，并无罪名，当时侍讲王鸿绪所参三大罪，一则谈传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阶级也。二则信徒之多也。三则发明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由今观之，前二者皆宗教家面目，其后一端，所谓新发明之脑力作用，尤为生理之定义，学界之雅言。若以为大罪，则今日之书籍皆当焚禁，学校皆当封毁矣。
有宗教之形似，而不从异域之梵、释、耶、回各教脱胎者，除鄙背秘密各杂派外，其缘饰以儒学，出入于九流者，厥惟大成教。方旦教旨，信者多读书通文义之士，所比拟者，皆孔子、程、朱、老庄之伦，所著《中说补》，发明脑之功用，当时虽已有利玛窦等挈西学以东来，然方旦不言与耶教有关，且能著书立说，必自有心得，非拾人牙慧者可比。时人崇拜方旦，诩为前知，必自有异术，如泰西各国之预言家。又据参案，谓其书所言皆修养炼气之术，则必于生理学别有会悟者。舍是诸端，若妻妾田宅子弟入官，不能指为罪状，又可知其无秘密结合妨害治安之处也。
当时所传述者，则谓康熙庚申，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聚徒横议，造《中说补》，谓中道在两眉之间山根之上。又自诩前知，与人决休咎。初为湖广巡抚董国兴以左道惑众劾奏，逮至京，得旨宽释。及吴三桂反，顺承郡王勒尔锦统师驻荆州，方旦以占验出入军营，巡抚张朝珍称为奇异神人。圣祖密谕勒尔锦，军机大事，勿为蛊惑，方旦乃往江南、浙江。辛酉七月，侍讲王鸿绪得方旦所刻《中质秘书》，遂以奏进，指摘其与徒问答语，有诬罔君上、悖逆圣道、摇惑民心三大罪。言：“方旦拥妻妾，广宅，为子纳官，交结势要。其所造《中说补》不外坐功炼气之术，而妖党互相标榜，谓今之眉山，古之尼山。方旦亦全无畏忌，居之不疑，刊书流播。向在荆州军前，煽惑兵事，后复徧游江浙，乘舆张盖，徒党如云，远近奔走，祈问吉凶，常聚至数千人。辄以小信小惠，勾连入教，虽汉之张角，元之刘福通，亦不过以是术酿乱。臣叨恩侍从，本无言责，因见邪教横行，不胜愤激，具疏纠劾。”得旨：“朱方旦以市井匪人，妄言休咎，诡立邪说，招致羽党，诬罔悖逆，摇惑民心，情罪重大。此疏所劾俱实，着湖广巡抚严拿究拟。在外督抚不先究拟，在外督抚不先究治，在内言官未曾纠劾，并严行申饬。”
壬戌二月，九卿等议覆：“翰林院侍讲王鸿绪疏参楚朱方旦，自号二眉道人，阳托修炼之名，阴挟欺世之术，广招党羽，私刻秘书。其书有曰：‘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其徒互相标榜。有顾宏齐者曰：‘古之尼山，今之眉山也。’陆光旭则曰：‘孔子后二千二百余年，而有吾师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数，大儒之用小，老、庄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术虚’等语，皆刊书流布，蛊惑庸愚，侮慢先圣。乞正典刑，以维世道。”经湖广总督王新命审实具题：“朱方旦诡立邪说，妄言休咎，煽惑愚民，诬罔悖逆，应立斩。顾宏齐、陆光旭、翟凤彩甘称弟子，造刻邪书，俱斩监候。”从之。又宗人府题：“闲散宗室勒尔锦赠朱方旦‘至人里’‘圣人堂’匾额，原任湖广巡抚张朝珍赠‘圣教帝师’匾额，应行文巡抚王新命，查其果有凭据否，或系朱方旦自行标榜，俟问明具题到日再议。”上谕大学士等：“此事无庸行查，前勒尔锦领兵在荆州时，朕已闻此等事，曾谕彼时差去之人，朕知朱方旦系狂妄小人，军机大事，万不可听其蛊惑。又对秦遣往军前，回时路经武昌，原任巡抚张朝珍向对秦云：‘朱方旦果一奇异神人，尔宜相会。’遂接见，以宾礼优待。由此观之，勒尔锦等所赠匾额是真，着即议结。”寻议勒尔锦见在羁禁，张朝珍已经病故，俱无庸议。得旨：“张朝珍所荫世袭官革去，方旦既斩，其徒翟凤彩、顾宏齐亦于秋后处决，陆光旭放归。”盖以宏齐尝言“今之眉山古之尼山”，光旭尝言“孔子后二千二百余年而有我师眉山夫子，朱、程精理而不精数，大儒之用小，老、庄言道而不言功，神仙之术虚”也。
西学东渐，新说渐盛，于生理，则发明思虑在脑，于推步，则发明地球绕日而行，已成定论，而当时以为悖逆。盖思虑在脑，则道学家之心学为两歧，地绕日行，则天圆地方地静不动之旧说皆废。故历法早从西说，且世以西人为钦天监监正，然地动之说，则必以非圣无法绝之，可见当时我国儒者之心理矣。厥后又有钦天监南怀仁奏上所著《穷理学》一书，其言以灵魂为性，谓一切知识记忆，不在于心，而在于头脑之内，语既不经，旨极刺谬，命立焚之。怀仁书之见焚，方旦身之见杀，其故一也。
方旦于未被戮前，漫游江浙，汪懋麟尝着《辨道论》以辟之，可见方旦声势之盛，而文人不从其教者，辨驳之不能已也。文作于逮京出狱之时，及方旦得罪，自以《辨道论》为有先见，实亦专制锢习，视时君之喜怒，为文字之声价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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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流骑以刻鹿樵纪闻系狱
太仓吴梅村祭酒伟业曾撰《绥寇纪略》一书，原名《鹿樵纪闻》，身后亦几成大狱。观施愚山致金长真书，即可见之。书云：“梅村《鹿樵纪闻》一编，邹流骑以故人子弟之义，卖屋为任欹劂，一备放失旧闻，一以表章前辈著述，良为胜事。但不合轻借当时名流姓氏参哗，致有此举。盖惩前史之祸，[即庄氏史案。]不得不申明立案，非有深求于邹也。闻书中绝无触犯，惟凡例所列大事记，似为蛇足。今拘系起解，举家号哭，悉焚他书，笥橐为空，毘陵士大夫莫不怜之。邹既贫且老，莫为援手，万一决裂，不特邹祸不测，且恐波及梅村遗孤，惴惴巢覆是惧。夫束天下文士之手，寒地下先辈之心，或亦当世大贤所不忍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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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世盛笃国策案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发生了贺世盛笃国策案。湖南未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次参加科举都没及第。他平时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故事之类，拉杂地拼凑出一部《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投献，以求贷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贺世盛被判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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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缙严诗稿序案
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皆被定为逆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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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功德包袱案
乾隆40年，山西长治生意人秦功德坐船来到安徽寿州境内的正阳关时，兵丁检查了他所带行李，不查不要紧，一查就查出了“违禁”物品：三个黄包袱皮上写着“永兆国祥”。国的含义不明，不知是大明国还是大清国，这是其一。其二，他随身带的板箱里有木刻劝化台一座，上边刻有“皇恩普照”等字句；木制阴阳尺一把；木制至心斗一只；木制《治水河图》《忠孝图》各一幅；印刷品《增福文》《十保文》各一张。阴阳尺、至心斗、劝化台已使人生疑，《十保文》里还有如下文字：“三十六年，感觉世真经之应，蒙协天上帝之灵慈，保达上天，大赐洪恩。”“念我独力难以感动天地，共竭至诚，自立姓名表后。”通判（知府的副手）福舒和巡检（州县的缉盗官）江敦伦看过之后，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将秦功德和船主张贵抓到衙门，严刑审讯。福舒和江敦伦指责秦功德有结党谋反、传播异教的嫌疑，然而，无论怎么逼供，秦功德坚决否定。福舒和江敦伦决定将秦功德送往省城，让代理安徽巡抚李质颖处理。李质颖心里知道这是胡闹，但人既然送来了，他又不敢不严肃对待。于是他一边严刑拷问秦功德，一边加油添醋将此事汇报给皇帝，为了显示自己对此事的极其负责，他还告诉皇帝已给山西方面发出公文，以便尽快审理秦功德一案。山西巡抚觉罗巴延三自然也不敢怠慢，又是抄家，又是抓人，又是逼供，办法想尽了，结果一无所获。正在这个时候，皇帝的谕旨下来了，其中云“呈送上来的《增福文》和《十保文》，朕都认真看过了。谈不上有什么悖逆不法的文字，与那些传播异端邪说的东西不可同日而语。以朕之见，不过是些粗鄙的劝世文词，藉以哄骗乡下无知的愚民，混挣几个银钱罢了。”接着皇帝提出了处理意见，或是戴枷游街示众后押送山西原籍，交地方严加监管，永远不许出境；或者发配到边远地方，永远不许返回内地。不必实施再重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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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人说疯话案刘三元案
乾隆期间因疯人说疯话被处死的有六起。如刘三元案。刘三元本一向疯癫，自称梦见“神道对我说，我乃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把这些话写了下来。  
后来这事传到了乾隆耳里，乾隆才不管他有没有疯，马上通过督抚下令把刘三元拟大逆罪凌迟处死。更可恶的是，乾隆热衷于查禁各类图书，明令全国查办有“违碍”之书，还把查书力度与官员政绩挂钩起来，经过十九年的查禁，乾隆终于成功的销毁了十几万部图书。到了乾隆后期，文字狱造的差不多了，书也查光了，终于成功地把神州4 亿人民变得鸦雀无声，真正达到了“万马齐喑”的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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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肇基献诗联案
乾隆十六年（公元1751年）八月，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穷书生王肇基（原籍直隶平乡县），乘万寿节（皇太后生辰）之机向汾州府同知衙门献祝寿诗、联。据说诗、联虽然字句鄙俗，尚有颂圣之意，而所附《叙后》却"妄议国家事务，指斥文武大臣，谤毁圣贤，肆其狂吠，悖谬已极"（山西巡抚阿思哈奏折）。

王肇基当即被捕，供称："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谤讪，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此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那论孔孟程朱的话，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只求替我进了此书，我就有官做了。"阿思哈将其当作呓语，上奏说王肇基"类似疯颠"。乾隆皇帝指示，将王肇基杖毙，其母、妻等人交地方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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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宇献策案

十八年（公元1793年）十月，江西金溪县学附生、七十多岁的刘震宇在长沙向湖南布政使周人骥投献自己所著的《万世治平新策》，请求转呈御览。所谓"新策"多属迂阔难行之事，甚至与当时制度有冲突。如批评朱熹注经错谬，请撤贬"关圣帝君"（关羽）的封号、祀典，等。但尚构不成悖逆。他携书到湖南，看见缉捕马朝柱（湖北匪首）的告示，想起书内有清查户口等策条，便冒昧献书，没想到反而被拘捕。湖南巡抚范时绶奏报案情，拟照"生员违制建言"的律条把犯人解回原籍黜革，交地方永远禁锢。（剥夺出仕权利）。乾隆皇帝命将刘震宇处斩，书籍及板片销毁，范时绶因处理此案定拟过轻，交刑部严加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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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照献字帖案
刘德照原籍直隶开州（今河南濮阳），流寓山东濮州（今范县西南），从阴阳类书上抄了些关于五行生克的词句，写成一份字帖，题为《春秋建论词》，于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春间携帖赴京师呈献。行至德州被捕役拿获，署山东巡抚白钟山以"似类疯狂"奏闻。接着又在他原籍搜出"悖逆"字帖，有"兴明兴汉"、"削发拧绳"等语，直隶总督方观承当逆案上奏。乾隆皇帝传喻应照"大逆"律定罪，不得视为"疯狂"，杖毙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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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文亮呈递诗文案

二十九年（公元1764年）三月，福建学政纪昀在延平府主持岁试。永安县童生邓文亮闯入试院，向纪昀呈递自著《戒淫说》、《戒暴文》及诗。《戒暴文》称梦见雍正帝，授缉拿湖北匪首马朝柱的机密。邓文亮年过四十尚未入学，想通过此举获得纪昀赏识，让自己当上秀才。不料当场被捕，福建巡抚定长据"诈传诏旨"律拟判斩立决上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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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海自荐案

三十四年（公元1769年）四月，江南宁国府武学生员李超海（宣城人）向安徽学政德风出具呈文，请求考试武生时拔取他，并献上自己所著的《武生立品集》。李超海因历次乡试不中，牢骚颇盛，如云："天下武生可用与不获见用者，莫此为甚"；"重为君重，轻为君轻，若何文重武轻"；"一言而失天下干城之心"及"大明进士"等。德风从书中检出"狂悖"言词，奏报朝廷，乾隆皇帝谕令查处，李超海被拟斩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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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譄投呈奏折案

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七月，寓居京师的山西高平人严譄到大学士舒赫德府宅投呈书信与一件奏折，请求舒赫德把这件指责贪官污吏、请立皇后的奏折转呈皇帝。严譄在都察院做过书吏，役满留京在一家旅店当账房。他听到不少关于皇上与皇后关系的议论，因而上书献言，除奏折外他还写了一封《呈四阿哥启》，因故未投呈。舒赫德接到呈件，立即拘禁严譄，并派人搜查他的寓所，搜获奏折底稿和《呈四阿哥启》。

由于所议之事涉及宫闱，乾隆皇帝对案件非常重视。办案人员对严譄严刑逼供，拘讯严譄在京所结识人员和老家亲属，追查消息来源，最后照"大逆"律定拟：严譄凌迟处死，家属从坐。乾隆皇帝命改为斩立决，家属免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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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翱投书案

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五月，湖南安化县八十六岁的刘翱在省城向巡抚颜希沈呈献他早年著的《供状》书。刘翱粗通文字，《供状》捏造康熙帝颁给陈鹏年的谕旨，称颂雍正帝继位之正，指斥曾静、吕留良。他自以为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数十年间一再向官府投献此书而遭拒绝。此次听说朝廷征集遗书，便不辞年高，亲自到省城投献。他还在书后添写了几句话，内云："自古国运接续之际，妄生议论，何代蔑有"；"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得已之鸣，不揣狂妄，愿发部律拟重罪甘心。"颜希深拘审刘翱，问到献书动机，刘翱供称："当年呈递，原有邀恩妄念。如今衰迈，并无他望。因编集是书曾费数年心力，其中或有可采，亦未可定，不甘埋没。"颜希深派人搜查其家，拘讯其亲族乡党，没有发现新的情况，便上奏朝廷。新任巡抚李湖提议比照"妄布邪言，为首斩决"例治罪，乾隆皇帝命把刘翱发遣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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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蕃投呈秦疏案

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六月，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王大蕃在江西南昌想同乡程景伊（在朝充协办大学士）写信，要求代呈奏疏。疏中随意编造贪官虐民的情况，以及征粮、关税、考试等方面的弊端。结果，比照"假以建言为由，将暧昧不明奸赃事情污人名"例，加重一等发遣伊犁，给种地兵丁为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