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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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过程就是人发展自己所特有的人的性质即人的爱和理智的能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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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人实现了完全的人性，人就能恢复所失去的人与自然间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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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新的统一跟历史开始之前的前意识的统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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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人跟自己、跟自然、跟他的伙伴之间的一种浑然一体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是以人在历史的过程中造就了自己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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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约全书中，上帝是在历史中显示自己（“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并且人是在历史中，而不是在超越历史的状态中得到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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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人的精神的目的不可分割地跟改造社会相联系；从根本上说，政治的领域跟伦理价值的领域和人的自我实现的领域不可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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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思想也出现在希腊（以及用希腊语的国家）和罗马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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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多亚派哲学的开创者芝诺到塞涅卡和西塞罗，关于自然法的概念和人类平等的概念对人的心智起着有力的影响，这些概念连同先知的传统，构成了基督教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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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督教，特别是自保罗以后，倾向于把救赎这个历史的概念改造成一个寄托于“来世的”、纯粹宗教的概念，虽然教会成了“善良社会”的替代物，但是这种改造远非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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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教会对现存的国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中世纪后期的基督教的思想，从神圣的和自然的法的角度对世俗的政权和国家作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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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观点强调社会和国家决不能背离植根于启示和理性（这个词在经院哲学的意义上是理智）之中的宗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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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宗教改革以前的基督教各宗派中，以及在宗教改革以后很多基督教团体和直到现在的教友会的思想中，关于救世主的思想甚至以更加彻底的形式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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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宗教改革以后，救世的思想的主流不再以宗教的思想表达出来，而是以哲学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思想表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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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的乌托邦的思想中以某种间接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那里，新的世界不是在遥远的将来，而是在远处某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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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表现在启蒙运动的哲学家的思想中以及法国和英国革命时期的哲学家的思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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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的概念中得到最新和最完善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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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旧约全书的思想是否通过诸如摩西·赫斯（Moses Hess）那样的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有过直接的影响，毫无疑问，先知的救世的传统通过启蒙哲学家的思想，尤其是通过导源于斯宾诺莎、歌德和黑格尔的思想，对马克思有过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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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的传统、十三世纪基督教的思想、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和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所共同的东西就是国家（社会）和精神的价值不能互相分离的观念，就是政治和道德的价值不可分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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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观念曾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世俗的概念（马基雅弗利）的攻击，也被现代国家的现世主义所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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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每当西方人处于巨大的物质方面的胜利的影响之下，无限制地致力于他所获得的新的力量，并沉醉于这些新的力量的时候，就忘记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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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社会的名流迷恋于追求权力、奢侈和控制人，而群众就跟着仿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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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那时兴起了新的科学，地理的大发现，还出现了北部意大利的繁荣的城邦国家；这种情况在第一次和现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爆发性的发展中再次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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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样的发展由于另外的一个因素的出现而变得复杂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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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家或社会是被用来实现某种精神上的价值的话，那么就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某个最高的权威命令人（并且迫使人）按照一定的方式去思想和行动，某种客观上有效的价值融和到社会主义生活中去就容易产生独裁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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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的精神上的权威是天主教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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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反对这种权威，首先是为了获得更大的个人的独立性，然而结果却只是使君王的国家成了人的身体和灵魂的无可争议的和专断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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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君王的权威的斗争以民族的名义发生，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民族国家被指望为是自由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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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过了不久，这种民族国家就只顾保护拥有资本的人的物质利益，保障他们能够剥削大多数人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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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社会阶级又起来反抗这种新的独裁主义，要求获得免于世俗的权威干扰的个人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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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自由主义的主张就改变了，自由主义从要求保护自由发展到另一方面要求国家和社会不插手过问实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