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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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地租－我们直接地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形式－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通常的土地，就像工资的前提不是通常的劳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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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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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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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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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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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简直是幻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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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像李嘉图那样的经济学家，最受责备的就是他们眼中只有生产，他们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因为他们本能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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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指他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个生产－的地位，因而分配先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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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也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专门从事雇佣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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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和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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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整个社会来看，从一方面说，分配似乎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忽是先经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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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征服者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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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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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粉碎成小块，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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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立法使地产永远属于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作］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它像等级一样地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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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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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彷佛离开生产很远，对生产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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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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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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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在生产内部不断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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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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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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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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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问题即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也可以同样给予简短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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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本世纪英国人在爱尔兰所做的，部份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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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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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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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蒙古人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这样做是适合于他们的生产，畜牧的，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畜牧的主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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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省服从于这些条件，因为那里发生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已经完全推翻了旧的农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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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劫掠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