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毛泽东诗论管窥》---（百度搜索，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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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姜还认为，写诗若仅使“句中无余字，篇中无长语，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余味，篇中有余意，（方）善之善者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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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后视察三峡途中，看到随行的梅白写有一首七绝《夜登重庆枇杷山》：“我来高处欲乘风，夜色辉煌一望中。几万银灯流倒影，嘉陵江比水晶宫。”他便对梅白说道：“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则能写出夜色之动态，为‘水晶宫’作伏笔，写得辉煌而不那么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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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贵含蓄和留有余地……”[2]1959年他在谈及许词创作时还曾说道，写诗“不能统统讲完，像韩愈作诗”。他批评韩愈的《南山》一诗，“铺写山势景物，列写四时变幻，连用带‘或’字的诗句五十一个，叠字诗句十四个，可以说是一种雕肝呕肺的散文文字，显然把诗的含蓄精炼、比兴象征撇在了一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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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64年曾帮助胡乔木修改过二十多首诗词，其中将胡乔木原作中的“为保金瓯风景美”和“寻常日记，细观摩满纸珠光宝气云蒸霞蔚”改成”为保金瓯颠不破”、“寻常日记，细观摩满纸云蒸霞蔚”等[2]，也是根据“诗贵含蓄”的创作指导思想进行推敲、修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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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样的修改，显然使原作的整个句子甚至使其整首诗或词意蕴更丰、思想更深，不仅使其境界为之提升，使之更具文采，也使之更加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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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主张当代诗词创作要力求“明白晓畅”，力避“晦涩”，甚至要让中学生都能看懂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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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多次指出，“我们主张新文学要建立在通俗易懂的口语基础上。诗么，主要是新诗，（要）让大家都看得懂，而不仅仅为了上层知识分子”[2]，“诗的语言，当然要以现代大众语为主，加上外来语，和古典诗歌中现在还有活力的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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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化当然首先是内容问题，语言是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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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民族风味，叫人爱看，爱诵，百读不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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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毛泽东的这两次谈话可能是偏重于指新诗的写作而言的话，毛泽东当年则明显地针对胡乔木写的一些当代诗词，指出胡的一些诗词不少地方未能做到明白晓畅，有些难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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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当时毛泽东在胡乔木词作的稿本上还曾批过这样几句话：“有些地方还有些晦涩，中学生读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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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的这些批语，显然是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提出了当代诗词的创作，应力求达到“使中学生都能读得懂”这样一种要求，这无疑为当代诗词如何融入新时代和走向人民大众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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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主张诗歌（包括新诗和旧体诗词在内）应当“形式是民族的形式，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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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在1958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这一文艺创作的指导原则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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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他又多次谈到，诗歌要多一点浪漫主义，做诗可以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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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早在1938年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演讲时毛泽东就说过：“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有些人每每望文生义，鄙视浪漫主义，以为浪漫主义就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积极浪漫主义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这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进步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如果只是单纯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的追求，就不能鼓舞人们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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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次年，他又专门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书写了“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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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毛泽东的这一观点是一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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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他创作的那首纪念杨开慧和柳直荀烈士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就堪称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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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强调写诗要讲究语言的锤炼，要反复修改，认真加以“笔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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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历来认为语言这东西，非下苦功学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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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明确指出，不懂得和认真学语言学与音韵学，“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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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要提高诗词的写作水平，“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了一个时候，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点。这就是所谓的‘推敲’的好处”[2]。许多同志在学和研究毛泽东诗词时都发现，毛泽东创作诗词，从来没有过一挥而就即为定稿、不易一字即予发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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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1963年毛泽东在写作《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那天晚上，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口中不停地低声吟哦，时而坐下来写几句，不满意，把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时而又站起来踱步、吟哦，再坐下来写。第二天服务员竟为他倒掉了大半篓废稿纸。然而等该词正式发表时，他又作了多处重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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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毛泽东留下的不同时期的手稿来看，发现他的诗词作品几乎每次写的都有不同，不但发现他往往几个月、几年之后还在改，有的甚至十几年、几十年后还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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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梅白曾建议毛泽东把《七律·到韶山》初稿中的“别梦依稀哭逝川”一句的“哭”字改为“咒”字，他认为有道理，即予采纳，并笑称梅白为他的“半字师”。这类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读后无不感人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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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认为“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举会，应当兼读……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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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毛泽东这个观点是他1957年在一封信中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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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毛泽东在这里固然是针对古代词作的阅读和欣赏问题而谈的，但实际上也是毛泽东本人诗词创作风格的写照，而且也可以看做是毛泽东对创作当代诗词的一种要求和期待，或者说是提出了当代诗词在创作方面应当具有的一种风格和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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婉约与豪放本是宋词中的两大派别，两种风格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