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读老师的文章《究一究赋比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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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诗分哲理和说理两种情形，前者称哲理诗，后者有议论诗，说理诗，政论诗等多种称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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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诗和论理诗的特点是集中于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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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诗，是通过感性迂回用比和兴的方法，直接或间接揭示出一定理性道理，重点在道理的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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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王之涣《登鹳雀楼》，苏轼《题西林壁》。
这两首诗，都通过前两句营造意境，来蕴含某种寓意，为后两句揭示道理创造铺垫，而这两句本身除了具有一定暗示或提示意义，并不具有对后两句的论证功能，充其量是个比方，所以这两句就是迂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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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功能是论证过程的体现，举例本身只是论证过程的一个因子，没有过程就称不上论证，故这两首诗后两句所揭示的道理，是从迂回中抽象出来的，也因此这两首诗才是哲理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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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是“思辨智慧”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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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理”，就是通过思辨智慧得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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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指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客观存在的各种关系和联 系的揭示、解释和阐述，最终体现为对一定规律的发现和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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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智慧是对各种理进行抽象的本领体现，也是这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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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即中心思想，是指创作的主要意图，核心意思和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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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情和理也是要通过意思来呈现的，所以三者概括成一个字就是“意”，分说就是情、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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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特点决定它最逃不掉的一种陈述方式，是“直抒胸臆”，哪怕再含蓄委婉，也离不开这个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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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不像诗可以通过大量比兴，来迂回着说话，如果通篇都迂回，除了给人云山雾罩之感便是无法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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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写诗也好，写散文也罢，文字使用是相通的，不可能有绝对的差异，不然文字也无法约定俗成地成为通用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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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先秦《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诗《十五从军征》中，“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从这样的诗句里就可以发现，写诗不仅仅有比法，兴法，还有直抒胸臆的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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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古人说“诗有六义”之“赋、比、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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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对于写诗的好处，是可以绕过比和兴的委婉过程，而直抵要表达的要害，也就是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直接说出来，一点不绕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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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表达方法，通常无法雕琢，也没有像比和兴那样有雕琢的机会，往往给人以一种劈空而来的冲击力，也就最显得痛快淋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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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大江东去 ，浪淘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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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法不是与比和兴对立的关系，而是协调运用和怎么运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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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法既可以用于起，而与兴联 系起来，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后接“千古风流人物”，后跟这一联想就是兴，也可以和比联 系起来，如“难于上青天”，这句是赋，其中“青天”也是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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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赋法也可独立或相对独立使用，如说到的《弹歌》和《十五从军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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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看出，这有利于让写诗用最直接和最少的语言来以叙事为主，尤显干净利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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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不太情愿，甚至反感使用赋法，以为赋法的色彩少，不仅不善用比兴，且其它手法也很少用，故以为要么给人以平铺直叙索然无味印象，要么给人以大话连篇直呼口号的感受。其实，这也是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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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事都怕过，所谓“过犹不及”，与写感性诗过分雕琢一样，用赋法也怕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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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法不怕平铺直叙，也不怕喊口号，怕的是没有实际内容和真情实感，以及缺乏基本的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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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内容，就不缺语言的内在力量，有真情实感，就不缺语言的实际存在价值和内容的跌宕起伏，有写作能力，就不缺对内容和语言的适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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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一下辛弃疾《粉蝶儿·和晋臣赋落花》：
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甚无情，便下得、雨僝风僽。向园林、铺作地衣红绉。
而今春似，轻薄荡子难久。记前时、送春归后。把春波都酿作、一江醇酎。约清愁、杨柳岸边相候。
这首词总体以平铺直叙为主，但这首词为什么不觉空泛，不觉没有感情，不觉没有跌宕，反而让人不觉得平铺直叙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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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体会一下李清照《夏日绝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这首诗前两句显然是口号，后两句也是平铺直叙，为什么这首诗反而是千古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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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写诗不在于是否用了比兴，也不在于能不能用赋法，而在于怎么运用这些东西。